林阳

在新四军发展史上，东进既是深入敌后，实现积极抗战的需要，也是摆脱国民政府的限制，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以往新四军东进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侧重于军事史的分析而缺乏政治史的探讨，侧重于战略研究而缺乏政略考量。因此，关于新四军东进的研究仍然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即把战略与政略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对新四军东进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一、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维度分析新四军东进的前因后果

首先，新四军东进直接表现为一种军事行为。为什么要东进？首先是为了抗战。1937年8月12日，在《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明确指出，“一切地方工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为最基本原则。一切斗争的方法与方式，不但不应该违犯它，而且正是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这一指示表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有行动的首要目标是抗战。但是，如果新四军的力量局限于皖南一隅，就很难在抗战中施展拳脚。因此，1939年春，周恩来在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无论是向南巩固，还是向北发展，其前提是向东作战。因此，新四军东进完全是贯彻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结果。同时，东进又是打破新四军发展中各种限制的需要。无论是皖南的地理位置还是皖南所处的敌伪顽形势，使新四军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这在1938年4月29日项英给中央的报告中可见一斑，“总部（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电和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χ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当时第三战区给新四军的任务是什么呢？主要是“在南京以南的不大地区中进行破坏铁路、公路，扰击敌人”。项英之所以认为这种任务非常困难，是因为“过去一般的都是山地游击战的经验，但南京附近的地形和今天的敌人，已和过去的经验不相融合”。处于这种情况下，新四军陷入既不能充分抗战又不能长足发展的困境。1938年5月4日，《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中提到“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然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同时指出，东进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即使此后陈毅在茅山站稳脚跟，皖南与江南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依然支持新四军应在江南求发展的方针。在1940年2月19日《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

东进决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在新四军东进之后，如何既能避免与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又能实现既定目标，考验着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这一点就要从政略的角度去分析。如果把抗战建国看做一盘大棋，则东进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着。必须考虑到，东进的方向主要是进入江浙地区，作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传统统治区域，其对中共军队的进入必然是非常忌讳的。只不过在江浙大部沦陷的情况下，蒋介石暂时选择了相对宽容的态度。此后的历史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中共的力量在江浙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之后，蒋介石必然要加以限制了。1940年8月11日，蒋介石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的手谕中指出，“电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应切实制定严防异党部队对我军之进攻与不时之袭击，以及其各种宣传、兵运、暗算、挑拨等恶劣手段。应即召集各军长以上人员，面授机宜，勿为异党所算，而以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八各战区，尤为重要。速以此意，拟电稿通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可也。”其中第三、第五战区直接指向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其实，对于新四军东进及其在大江南北发展可能会引起摩擦的问题，中共中央是有预判的。但中共中央仍然认为，“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反摩擦就是反对反共派投降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促进分裂而是延迟分裂，阻止分裂，延迟投降克服投降的有效办法，如不斗争，不足以巩固统一团结和坚持抗战。”当然，新四军的东进并不是没有策略的一味向东发展，而是要尽量避免国共之间的摩擦，这一点又是与中共大力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内在一致的。1939年11月19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向东发展给刘少奇等的指示》中指出，向东发展一直到海边，发展区域限定为“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防止与国民党军队的摩擦。这一指示恰恰反映出中共在政略方面的远见卓识。
另外，东进还有经济因素的考量。江浙是近代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民国时期亦是如此。但在全面抗战初期，这一区域很快就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之所以能在华中推行“以战养战、以华治华”方针，正是基于这一物质基础。对于这一点新四军领导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1939年2月，陈毅在《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中指出，“江南是全国最富庶丰饶的区域，日寇企图以江南的经济来担负他侵略中国的经费；江南是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而且又是最便捷的地方，日寇企图以此来作为进攻华中华西以至整个中国的重要根据地；尤其是江南包括着世界著名的商业都市的上海。”因此，通过东进可以打入敌人后方，与日伪争夺物质资源，打破日本侵略者的既定图谋。当然，如果能够在中国最富庶的地方站稳脚跟，对中共及新四军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从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新四军东进的历史意义

虽然东进发生于全面抗战时期，但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却不能局限于抗战。而应该把历史的镜头拉长，来展观它在中共革命史上的地位。如果向前追溯，人们可以发现，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江浙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和国民党的力量在江浙各地建立秘密支部，对大革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随着大革命后期国民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被严重削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被压缩到各省交界的地方，江浙地区作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传统统治区域，更是中共力量难以介入的。即使在新四军正式建制之前，中共在南方的游击力量仍主要分布于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而唯独没有江苏。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府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江苏及浙江大部成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禁脔。如何把革命的影响扩大到江浙地区呢？东进其实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1938年5月14日，在《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这里的有利时机是指什么？即在江浙大部沦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给予新四军更大的行动自由权。这在项英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以前划给本军的活动区域比较狭小，几无回旋余地，而现在则比较大了，京沪铁路、京杭国道、江南铁路（即京宣路），皆由我们出入”。史实证明，中共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把革命的火种播在江浙大地。回到抗战历史的现场，新四军东进及此后向南巩固、向北发展的革命实践不仅沉重打击日伪在江浙地区的统治，而且使革命的火种深植江浙大地。特别是随着苏中、苏北、苏南、浙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共真正地把革命势力渗透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传统统治区域，最终把一个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变为革命的阵地。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从新四军东进开始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共在江浙的革命火种已经播下，这一切实为后来江浙地区的解放埋下了伏笔。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淮海战役。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如果没有新四军事先筑牢的革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人们把新四军东进置于长时间段的历史，才能深刻体会其伟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