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是南京的解放日，是古都金陵重获新生的日子。这一天被载入史册，被后人铭记。在这一天之前，统治过南京的是各类高高盘踞在人民头上的封建王公、军阀列强。这一天之后，南京城归于人民之手。自此焕发出生机，走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康庄大道。

一、逃

1949年4月23日，是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最后一个日子。他们在这一天中，是焦虑不安的，是人心惶惶的。他们深知，他们在历史上的命运即将终止。

23日一大清早，储子润等人就恭候在励志社大门口，准备送李宗仁和何应钦。励志社当时是总统府和行政院合署办公的地方。储子润当时担任着行政院秘书，担负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疏运会”工作。他奉命连夜通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立即准备好飞机在明故宫机场待命：至于最上层的官员，则由国防部通知空军总司令部调配军用飞机，在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作好准备，随时起飞。

4月22日晚，李宗仁、何应钦参加完杭州会议后飞回南京，马上紧急命令“疏运会”，所有机关一律于明日全部撤离南京到达上海，再转广州办公。在这更早的之前，总统府所属各院、部、会、署等中央一级机关的撤退疏运工作，除国防部外，均由行政院成立的“中央各机关疏运委员会”办理。22日深夜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字清备车前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他们大多通宵未睡，面色惺松而紧张。在李宗仁的汽车先到不到半分钟，何应钦的汽车也到了。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开往大校场军用机场。李宗仁的专机是“中美”号，何应钦专机是“追云”号。李宗仁的汽车先到大校场机场后，马上登机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周，随即向西南飞去。同机随行的有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黄雪村等人。李宗仁启程后不久，何应钦偕同黄少谷、林蔚、刘士毅、陈良、蔡文治等人，登上专机升空，目的地是杭州笕桥航校。紧接着，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专机“自强”号也起飞了。同机有徐永昌、肖毅肃、侯腾、徐世江、程大千等人。目标也是杭州笕桥。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把高级人士全部送走后，在大校场机场守到上午十点多钟，才下令机场警卫部队和空军总司令的幕僚人员，登机离开南京。

事实上早在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后，“疏运会”人员就已开始了紧急疏散。中央各机关先进行了一次精简，凡不愿随政府迁广州的，可以自由表态，发给三个月薪金的疏散费。愿意南迁广州继续工作的也发给三个月薪金的安家费。然后分别调度火车、轮船、汽车、飞机实行疏散。各机关的重要档案、公物及人员，在23日前都运走了一大部分。22日晚十一时加开火车一班前往上海。凡无必要在23日撤离的，一律乘这班车赴沪。

23日清晨，还在南京的“疏运会”储子润等人送走了李宗仁、何应钦后，当即收拾在励志社办公的摊子，赶赴明故宫机场，会同民航局技士金兆章、张同春两人调配“两航”的民用飞机，执行“疏运会”的任务。前后一共起飞六架次，主要运送各机关职工飞往上海。最后，他们与“两航”人员和守卫机场的宪兵一个连，分乘留场的三架客机起飞，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周，然后向东南方向飞去。时间是上午十一时左右。在空中，只见中山东路到中山门内外，挤满了国民党的溃兵，潮水般地向东涌去。

国民党政府的南京市末任市长滕杰，在他晚年的口述中，列举了认为值得一说的几件事，如组织了自己的警卫部队，着手成立了警备旅中的一个约2000多人的团、破坏了民革组织的京沪暴动案、保证了南京城中的粮食供应、水电供应、以工代赈疏浚秦淮河的方式安置了逃到南京的难民等。他在回忆中，详细叙述了1949年4月23日的时光与点滴，这应该是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一天吧。4月22日白天，滕杰尚不知道国民党已经决定撤退的事情。直到晚上晚饭后，接到总统府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到总统府去。等他赶到总统府，发现何应钦、汤恩伯、张耀明、李宗仁的秘书邱昌渭等人已经在座。一会李宗仁到会。他开门见山的通知大家，今夜非撤退不可，否则京沪铁路一旦被切断，撤退之路就困难了。从总统府出来后，已是深夜。回到市长官邸，他立刻命人打电话通知各单位首长，立刻开会。会上，他要大家通知部属，连夜准备，明天凌晨5点集合好从中山门出发，一律沿京杭国道前进，目的地是杭州。

经过一夜无眠后，23日凌晨他赶到中山门。此时各单位人马已经集合好了。他集合了警察厅长刘诚之、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副总司令覃异之，要求他们三人走在前面，他自己亲自押后。

突然间，他们想起来李宗仁可能未上飞机，他们应该到机场送行。到了机场，李宗仁此时尚未起飞，看到他们穿着一样的士兵服装，就说，“看到你们这种精神，佩服！佩服！”然后，他再说到：“对不起，我先走了”。于是上了飞机，腾空而去。

这个时候，忽然有几位市政府的人过来找他。原来市政府也准备了一架飞机，此时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着市长上机起飞了。滕杰表示自己事前根本不晓得，责备部属说：“谁叫你们准备飞机的？你们要坐就坐吧，我还是要随大队走。”坚持不坐飞机。

四人从机场回来后，开始巡视市区，看看治安状况如何。一路进城走到下关，发现治安很好。这时候想起来，不知道何应钦走了没有？于是他们到何应钦所在的军校中的总统府官邸，看到了何应钦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正在吃早餐。见到他们四人后，便问他们：

“你们怎么还不走呵！”

“特地来看看院长走了没有，待院长走了才放心”。

总统府官邸中的一切摆设照常不动，只有一位厨子在弄东西给他们吃，其他人都走光了。

张耀明好奇，走到楼上总统书房去看，把一个砚台拿了下来，对何院长说：“何老师，我拿这块领袖用过的砚台做纪念，可以吗？”

何应钦连说，可以可以，你们要拿什么都可以。

何应钦要他们四人先走，他们表示还要到街上巡视一番，待他们二人走了再走。

一行四人在街上转了几转，估计何、黄二人已往机场去了。他们才来到中山门，沿着京杭国道向杭州逃走。

撤退的队伍是仓皇奇异的。市政府的警备部队步行撤退。路中间夹着步行的、乘车的各色人等，前后连不起来，显得零零落落。一些士兵走到热额，纷纷把棉衣里的棉絮扯出来，变成夹衣来穿。抛在路边的棉絮，随风飘扬。滕杰看到此景，表示十分难过，但又无可奈何。此行撤退，滕杰他们从南京带出了两项资料，一是南京的地籍图册，另外一个是南京银行的全部账册。

中山门外，第一位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美国人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4月23日清晨天刚破晓，便“钻进吉普车，驾车上了主干道中山路，取道正北，朝着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而去。” 沿着中山路，江北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和部分逃跑的难民纷纷向南方逃窜：“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疲惫不堪、衣冠不整的国民党士兵——有些还有队形——现正沿着中山路潮水般地向南涌来。他们是晚上摸黑渡江过来的。共产党的炮火已逼近长江北岸。为躲避炮击，他们只好向南逃窜。他们见到中国人开的机动车就抓住不放，拼命往上爬。有的士兵强行征用黄包车和三轮人力车。大街上随处可以看见衣不遮体的苦力，光着脚或只穿凉鞋，弓着腰，满头大汗，袒露着的胸脯一起一伏，非常吃力地拉着那些士兵和他们的行李往前奔着”。位于下关的火车站，此时也显得一派末日景象：“硕大的西北门和北门此时半开着，吱吱嘎嘎作响，早没有了人看管。”“以玻璃和白石墙体混合而成的塔楼式建筑已被国民党的爆破队破坏。火车站垃圾遍地，空无一人。”位于江边的德克萨斯石油公司（美国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又称德士古石油公司）油库，“这些仓库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有的还被焚烧。由于燃油起火，码头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停靠在河港里的一艘满载布匹的中国商务公司的货船被后撤的国民党士兵点燃，烈焰正在将其吞噬。”

溃败的国民党部队沿京杭路狼狈逃窜，丢掉大批枪炮及军用物资。

看完了下关方面的有关情况，西默·托平驾驶着吉普车穿过中山路，路过城市中心区的孙逸仙环形线，来到了南京东南区的明孝陵机场。“机场里乱哄哄的。几十架中国空军的C-47、C-46运输机以及中国的两大航空公司——中国国家航空公司（CNAC）和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ATC）——的飞机正忙着上货，准备起飞”。“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立法院的委员们正排队登上另一架飞机。他们中有的人头戴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还有一两个人带着网球拍。”“有几架飞机是专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官员的家眷以及他们的财产准备的，可哭哭啼啼的市民也想挤上去，有的还试图采取行贿手段；士兵们向他们挥舞起了上了刺刀的步枪。此情此景，在东城墙外的机场上也随处可见。”这一天，阳光被阴云遮蔽，越发显得凄凉。多少人闭门不出，坐以待变。只有一些“勇敢”的人物，把大公馆大机关的门打开，寻取自己所需要的什物。下午，维持会的布告张贴了城墙。义勇警察在维持会的指挥下，制裁了不少不法之徒。到了晚上，一切都归于平静。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走路，也很少车子经过。虽没有戒严，谁也不敢出来。

这就是闪电般溃败后的南京景象，她以凄凉寂寞的姿态，来迎接明天的命运。

二、迎

“春水方生濡须口，大军今已过江东。秦淮迎客波碧绿，钟山含笑树青葱。” 渡江战役总前委领导成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这首诗道出了南京人民的喜悦和心声。

23日上午，随着南京国民党守军的逃跑，南京已成空壳。下关车站及中山路上的国民党政府司法部被国民党特务安放的炸弹炸毁起火，城市秩序紊乱。中共南京市委店员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永安、太平商场党支部及其他一些党员联系的陆少华和店员工作委员会的另外一名委员张士雄分别赶到三大商场，通知他们按照事先部署，利用我们党所领导的“自励会”“互励会”组织店员群众和资本家及资方代理人护店护场，并让平时参加“义勇警察”“自卫队”的同志穿起制服，到国民党的警察局或派出所接收了一批枪支弹药，武装起来，在商场内外及所在地区新街口、夫子庙、太平路一带巡逻，维持治安。

长江北岸经过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于23日凌晨1点全部解放了浦口地区。人民解放军云集江边，四处搜集着渡江船只。为了渡过解放军大批部队，“24日拂晓，水上警察局，以二号巡艇为首的第一批巡艇在我们的党员率领之下到浦口去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但单靠巡艇还是很不够承担运输的任务，因此我们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才很快地帮助了解放军渡过所谓天险的长江。特别是老江口的栈桥火车轮渡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一次便能运载一个团以上的人马大炮、战车等到江南。当时敌人的飞机还在轮番轰炸、扫射，但已无法阻挡我军的千军万马的渡江作战。”陈修良晚年回忆到。

24日凌晨2时，人民解放军第35军104师312团战士把鲜艳的红旗插在总统府的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迅速落地。

4月24日，是星期天。许燕吉在与母亲度过了无眠的一夜后，早早的让福利站的男工老常出外打探消息。许燕吉为民国大文豪许地山的女儿，1949年为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老常就已侦查回来，说渊声巷口有个共产党的军人在讲政策。“妈妈就让他去听，我也好奇地跟着他去了。那军人穿着黄布军装，腰间扎着大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蹬着黑布鞋，除了帽子上有颗红五星，和国民党的军人没大两样。他靠墙蹲着，向围着他的一圈市民慢条斯理地讲着，说共产党决不共老百姓的产，更不会共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还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态度和蔼，也很诚恳。人们七嘴八舌地向他发问，称他为长官。他笑着说共产党官兵平等，都称同志，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于是大家都改口问这位同志，金圆券还能不能用呀、粮店还让不让开呀、信能不能寄呀、学生还能不能上课呀等等之类的切身问题，看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解答，人们胆子也大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家中有没有父母，什么时候被抓当兵的等等。……我听了一阵子，知道明天能照常上学，肚子也饿了，便离开人群回去向妈妈汇报了。”

金陵女子大学学生，也是该校中共支部宣传委员的曹琬，前一天接到了上级党组织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通知，“应该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早就做了准备，如学扭秧歌、学打腰鼓、编唱快板等。这一夜我们十几位同学聚集在刘开荣老师家，写标语、做红旗。后来又集中到南山宿舍，谈笑风生，一夜无眠。快天亮时，我们看到了信号弹，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一早我们提着糨糊桶，带着标语，扭着秧歌，呼着口号，一路奔到挹江门。迎面遇上了进城的解放军，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施雅风在24日清晨，从二条巷住处走到鼓楼中山北路，“看到街旁的梧桐树下，很多解放军战士抱着枪席地而坐。他们秋毫无犯、绝不扰民，和前天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强拉民夫的狼狈相，形成很大的反差。解放了，天亮了，人们兴奋地奔走相告，青年学生唱起了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忙赶到地理研究所，组织单位同事书写大幅标语，欢迎解放军进城。”

到了下午，国民党的轰炸提醒人们战争还未远去，“当天下午，三架国民党‘蚊’式轰炸机突然空袭明孝陵机场，企图引爆库中临时存放的燃油和弹药。扫射中，他们超越了目标范围，打伤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儿童。”由于不知该收取何种货币，“市区大多商店仍未开张。凡开门营业的商店只收银元。供水供电已经恢复，但供应时断时续。”

南京新街口破竹营的小朋友李小波在这天的清早，和哥哥跑到新街口广场去看人民解放军，在作文《南京解放了》中记载下了当天的见闻：“四月二十四日清早，南京解放了，我和哥哥跑到新街口广场去看人民解放军，只见许许多多人民解放军都穿着黄色军服，个个精神饱满。我真高兴极了！不禁对他们发生敬仰的心来。”

4月23日，对于南京城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刘伯承市长在5月9日晚召开的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从这一天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