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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岁踏上长征路
  • 发布日期: 2020-05-30 来源:     
  •   1921年2月,我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农山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们家七口人,除了父母外有兄弟五个,我排行老五,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那个乡位于四川盆地的北缘山区,因为土地贫瘠加上人多地少,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十分艰难。父母为了养活全家老小,整日在地里劳作,可是即便如此,因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沉重的税赋,全家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饱饭。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兄弟五个一天天地长大了。

      1933年1 月,红军来到了苍溪县城。顿时,“打富救贫”、“解放劳苦大众”、“人民翻身作主”的标语贴遍了县城。随后不久,红军在苍溪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不少思想进步的贫苦群众被选举进了政府主席团。“穷人要翻身过好日子了!”好消息迅速传到了我家所在的小山村。那时,在红军的组织领导下,县城里陆续成立了宣传队、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一天,我和二哥、三哥、四哥出于对红军队伍的好奇,跑到县城看热闹。然而,在听完红军战士的宣传后,在看到其他孩子踊跃报名的情景后,我们兄弟四个当即决定加入儿童团和少先队。就这样,在1933年2 月,年仅13岁的我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苏维埃儿童团员,我的三个哥哥也加入了少先队。

      在儿童团里,我开始跟着红军战士学习站岗、放哨。几个月的训练后,几乎所有的儿童团员和少先队员都响应号召,集体参加了红军,我被编入了红四方面军中的红三十军下属的一个团。开始分配我在团部当司号员,可是因为我年纪太小,吹不响军号,于是不久后,我便改为了团部的勤务员,负责照顾团首长的日常生活起居,平时跟着团部行动。1934年底,部队离开苍溪向四川西部转移。从此,我便彻底告别了家乡,开始了我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军旅生涯。

      1935年3月28日到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继续向西转移。从此,我们红四方面军便进入了长征的艰苦岁月。同年4 月底,我所在的部队走到了草地边缘,我们将第一次横穿草地。就在这时,我加入了共青团。面对漫无边际的草地,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感到心里没底,因为我们的部队在此时已经没有了给养,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每个人身上背的一点口粮。唯一庆幸的是,在过草地前夕,部队找到了一位藏族向导。在向导的带领下,虽然因为恶劣的天气条件和沼泽陷阱,部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是我们还是在6月初走出了草地。

      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底,我们的部队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在包座,我所在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全歼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的约5000 多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正当胜利的喜悦还在大家心头燃烧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拒绝执行北上方针。

      1935年9月,我们开始跟随大部队南下,又重新回到了四川境内。此后,迎接我们的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由于年纪小,我一直跟随团部活动,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是,我却亲眼见证了战斗的残酷,看到了部队在迅速减员。从9月到11月底,短短的两个多月,红军由南下时的8 万多人减少为4 万多人,几乎牺牲了一半的同志。

      1936年2月,我们被迫再次向西转移,南下行动宣告彻底失败。在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下,张国焘终于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于是,同年6月,我所在的部队又再一次来到了草地边缘,我们将第二次穿越草地。虽然走的是曾经走过的老路,然而面对无边无际的大草地,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压着磨盘一样沉重。我身边的战友早已换了一茬又一茬,许多我熟悉的同志都牺牲在了南下时的残酷战斗中。放眼望去,茫茫草地里连一个山包、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弥漫着腐臭气味的积水泥潭。在这广袤无边的大沼泽地里,遍地是野葱、野蒜等,它们开着不知名的小野花。然而,就在这人烟稀少、草皮很薄的大地上,却没有一条好走的路,可怕的沼泽几乎无处不在,让人防不胜防。前进中的队伍如果稍不留神,就会有人掉入齐胸深的污泥中去,并且越是动弹就下沉得越快。很多战士就是在这艰难的行军途中,突然遭到了灭顶之灾,并且身边的战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法施以援手。几万人的部队绵延在草地之中,数十里内都可以见到人们在蠕动着前进。过草地时最要命的是“冻、累、饿”,它们时刻在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

      先说“冻”,草地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太阳一出,晒得身上冒汗,热得脚下臭水呛人,然而夜晚却又冷得透心凉,让人难以忍受。因为连续的行军与战斗,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早已是衣衫褴褛。每当夜幕降临,寒风吹过,大家都冻得瑟瑟发抖。草地里没有可以生火的木材,大家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爬起来跑步、跺脚,或者几个同志相互依偎着打个盹。

      再说“累”,行军途中,我们无论站着、坐着,脚边都会渗出一大片水。所以白天休息时,大家都尽量不坐下来,只是三五成群地背靠背站着,以此来休息一会儿。由于体力消耗太大加上空气稀薄,不少年纪较大或体弱的同志在晚上休息后,就再也没有能爬起来。即使是在白天的行军途中,我也能经常看见几个战士背靠背地坐着,一动不动,等走近了才发现,他们早已死去。从他们身边经过,大家会忍不住回头望望,那些牺牲的同志犹如一座座群雕,用一种无声却又极其悲壮的方式留在了草地里。

      最后说“饿”,这也是行军途中造成大量牺牲的根本原因。尽管进入草地时,我们都背着少量的口粮,年轻些的同志背个十多斤,年纪大些的同志背个五六斤,然而这些粮食对于茫茫草地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那时,部队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大家背的口粮每天统一分配,一天只吃一顿,一顿只发一两口粮,其它的就靠野菜补充。即便这样,粮食离熬到走出草地尽头还差得太远、太远。到后来,部队里所有的皮带、皮鞋底,沿途所有的树皮、草根,凡是能进嘴的东西都被大家填下了肚子。我记得那时因为分辨不出有毒的野菜,不少同志因为误食毒草或吃了草地水塘里有毒的鱼而牺牲。

      现在回忆那些艰苦的岁月,我常常觉得“冻、累、饿”倒在其次,最痛苦的莫过于亲眼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在自己面前。当时,我所在的团部每天晚上都要清点人数,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同志牺牲,所以每晚点名的时候就成了大家最难过的时候。虽然每一位红军战士面临的都是生与死的考验,然而,红军部队仍然在大量减员之中顽强地前进着。当时因为我年龄小,所以身边的战友们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我,那种同志之间的深情让我终生难以忘怀。进入草地的最初几天里,大家轮流帮我减轻身上的负重,身强力壮的同志搀扶着我往前走。可是后来,随着条件的日益艰苦,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开始出现伤寒的症状。身体发起了高烧,口鼻出血,浑身上下没劲,最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同志们都疲惫不堪的情况下,部队首长毅然将一匹大白马牵来让我骑。然而,这匹负重最多的牲畜没几天就走不动了,因为没有吃的,最后也趴下死掉了。于是,大家只好忍痛望着再也走不动的我,依依不舍地继续前进。当时,我无奈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部队和战友,残存的意识让我感觉到,也许我就将这样永远留在这泥泞而混有腐草恶臭的莽莽草地中了,我将无声无息地与天地融为一体。记得到后,我连一丝抬头的力气都耗尽了,脑中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再醒来时,已经躺在担架上了。后来才知道,是后继部队的收容分队发现了我。因为看我一息尚存,便救护了我。之后的日子里,收容队的同志们开始将他们少得可怜的口粮匀出一些给我,就是这些微薄的粮食,维持着我的生命。求生的意念让我天天采集植物野草充饥,乱吃一气。不知道是草地里哪一味有治病功能的野菜或草根,或是其中神奇的药物相配,我的病竟然慢慢好了起来,身体也逐渐恢复。靠着同志们的舍命相救、部队大家庭给予的温暖和自己的顽强意志,我终于逃过了死神的魔爪。恰巧此时部队暂缓前进,原地休整待命,这就给了我迅速跟上大部队的机会,最终顺利地走出了草地。

      1936年7 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同年9月,我们会同红二方面军进入了甘南,随后控制了周边的多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此时的我已经16 岁,年龄虽然不大,但已经受了两过雪山、草地的严峻考验。到达延安后,我所在的部队被整编成三八五旅七七○团,我也被选送到团里的训练班集训。三个月的训练后,我被分配到团警卫连当排长。

      1938年10 月,我调到中央机关,开始从事机要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又挑起了朝鲜战争,侵略的烽火一直烧到了鸭绿江畔,作为军人的我又奉命赴朝参战,再次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1955年在硝烟散去后,我脱下了军装,转业到南京,开始参加地方建设。回顾从1933 年参加红军到1955 年转业的人生历程,我总觉得这23 年的军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辉煌和最值得骄傲的岁月,因为它带给我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与深刻的人生感悟。每当回忆起那些牺牲在长征途中和战场上的战友,我总是思绪万千,正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军旗、党旗和国旗。作为一名当年的红小鬼,作为一名已经86 岁高龄的革命老战士,我想我们之所以要纪念那段历史,缅怀那些先烈,更多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那种革命大无畏精神,以此来激励今天的人们,用一种奋发进取、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来开拓党和祖国的未来。(李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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