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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明前,我的一段铁窗生涯
  • 发布日期: 2020-03-20 来源:     
  •   1948年11月25日,一个风雨凄冷的夜里,大约两点左右,我患重感冒发烧正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眼睛一睁,床边周围站了许多人,一个警察手拿照片核对了一下,叫我起来。我这才警觉到:来抓人了,我被捕了。军警狠狠地说,“起来,走!”当时,我只有22岁,没好气地回了他们一句:“走就走!”有个大块头的军警走过来,凶狠地打了我一耳光说,“你还需要嘴硬,看你就是共产党。”另一个军警说,“你是好日不过,自作自受,快点!走!”

      就这样,我被反动军警左右架着带上了囚车。

      濛濛细雨,天气很冷。我看到母亲在流泪,我深情地默默抱了她一下,转身就走。突然母亲跌跌冲冲拿了一双棉鞋赶到囚车旁说,“天冷了,带上它!”这一瞬情景,始终在我的记忆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点也没有淡忘。

      最初,我被关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里,一进去,就把发卡、裤带全搜走了。关押我的监室,一共关了十几个女囚。经了解,有三个比我年长些,一是名记者浦熙修,一是病理医生陈德蕙,还有一个教师,其他几个和我差不多大,也是学生,是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我们全都睡地铺,一个挨着一个。

      坐牢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当时我最惦记南京建国法商学院地下党员和战友的安全,我默默祝福他们平安无事。暗自下定决心,不管怎样,一定守口如瓶,要牢记着党的教导和叮嘱,参加革命,就不怕坐牢、牺牲。要忠于组织,保卫党,保护同志。

      在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关了几天后,11月底,把我们转押到宪兵司令部了,两人关押一个牢房。这时我倒留恋起集体打地铺的日子了。宪兵司令部监狱显得很阴森,铁门铁锁,电网高墙。不到四、五平方米牢房,头顶上不时从细密的铁丝网传来宪兵来回巡逻的大皮靴声,男号子那边传来铛铛的镣铐声,还时而传来看守特务的打人、吆喝声……时而,又传来铁栅栏外母亲抱着儿子来探监的哭声,令人撕心裂肺。

      清晨,牢卒叮叮当当打开牢门,让我们去一个放有水缸的大屋里洗漱。缸里的水结成了冰,牢卒还不断地催促,有时来不及洗漱好,就被押回牢房了。每天吃的是发霉夹着沙子的饭和一点咸菜,只发一点开水,一两天才放风一次。牢门打开,我们急忙拎了马桶去冲洗。难友们都盼望着放风,因为只有这时,才能见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还可设法低声说些悄悄话,或传递纸条。

      最初,我和教师王月娥关押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她告诉我,她是和丈夫同时被捕的,她正处于喂奶期间。后来经过斗争和营救,她先放出去了。事后我才知道,她是金大教师肖焜焘的妻子。这样,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牢房斜对门,关押的是金大的陈大桢。我们设法逃避开看守人员的巡视,悄悄在牢门的洞口交谈了许多许多。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我牢房的床旁有个茶杯口大的一个洞,大概是牢友为传递信息的杰作。洞口平时用枕头被褥盖上,外面一点也觉察不出来。我兴奋地通过这个洞口,探悉隔壁的难友。很快,我知道关押在我隔壁的是京沪交通地下工作者卢志英,我们利用这个洞口交谈了许多,还传递过诗稿、信息和食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和我谈过的话。

      他告诉我:“我42岁了,曾被捕过三次,妻子和儿子也抓进来过,后来放了。这次是1947年3月被捕的,先关押在上海国民党军统局,后押解到苏州。1947年10月才转押到这里的。受过许多刑,灌辣椒水,坐电椅,用气筒向肚子里打气,涨的肚子象一面鼓,坐老虎凳,一块砖一块砖加,一直加到七块,但是敌人却没有得到任何想得到的东西。被捕时,国民党在我搜去了一些金条,审讯时,我只说是面包公司老板。他们不相信,管他们信不信,我就是咬定这个身份。”

      他还告诉我:“《文萃》杂志的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他们是1947年7月至10月间被捕的,都戴着镣铐。其中骆何民已坐牢多次了,一直镇静自若,也受过种种酷刑,可是敌人什么也没捞到。吴承德曾带领开展过绝食斗争,喜欢唱《太行山上》。其中陈子涛最年轻,只有26岁,很有斗志,有次敌人把他从夜里折腾到天亮,老虎凳一块砖一块砖加上去,他就是不吭声。平时他还用嘴巴、靠记忆和对门难友下象棋哩。”

      “关在牢狱里,你想有文明的待遇,只有不断的忍耐和不断的斗争。上刑算什么,人也不是泥捏的,反动派不抓人,不杀人,那还叫什么反动派呢?”

      我听了很受教育和鼓舞,从心底里敬佩他。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把他和我谈的,讲给陈大桢、浦熙修、陈德惠、肖端清等难友们听。卢志英还告诉我,“敌人审讯时,摆出不在乎的样子,就说不满现状,有时还可反问,你满意现状吗?”提醒我,“在牢里条件差,要特别注意身体,在床上也可做做操嘛。在牢里不让看报纸、新书,我们就读古文观止,背唐诗,读英文字典……坐一天牢就学习一天,不要虚度光阴,也不要使身体垮掉”。他还教我唱国际歌和青年近卫军歌,这两只歌,我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学会的。在漆黑的夜晚里,我们一道轻轻地唱着:“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真是用泪水伴随着一颗坚定的心唱啊!

      有一天晚上,他在洞口对我说:“刚才,他们突然下了我的镣铐,下镣铐,就是要执行了,看来凶多吉少。有两个可能,一是枪毙,二是运往台湾。”他长长叹了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好在胜利在望,死也甘心!”接着又说:“我如果死了,叫我妻子不要来收尸,这对她不利。我写封短信,以后有机会你帮我带给她。你还要打听骆何民、陈子涛……他们的消息,帮助转告他们的亲属……”我一边认真听,一边难过得忍不住直流泪。这天夜晚我们谈了许多。后来他从洞口转过来他的信件、诗稿,一个小铅笔头和一条围巾。他说:“铅笔头,牢里有用,围巾送给你作个纪念。你如放出去,帮我把信件、诗稿带出去。可能的话,请你帮我向有关方面反映我的情况——金条搜走了,身份始终是面包公司老板。……你要坚持斗争!黎明前夕,总是有一段黑暗和阴冷……”我泣不成声地对他说:“你吩咐的,要我做的,我一定去做。铅笔头,我留下,以后这里难友用得着。围巾你戴上。外面刮风下雨又阴冷,再说也不知道把你押往何处,你还是戴上它吧!”

      我把围巾从洞口送过去,他又传过来,我近乎央求了,他这才同意“也好,我把衣服、鞋袜穿戴好,围上围巾,弄的整整齐齐走出去,表示是有骨气的。”这是他对我的临别赠言。

      次日凌晨,我从看守人员口中才知道,昨天夜里两、三点左右,卢志英、骆何民、陈子涛被拉出了牢门用浸有麻药的棉花塞住嘴巴,押到雨花台活埋了。

      那天是1948年12月27日。连着几天,我难过得直流泪,吃不下饭,夜不能眠……

      在牢里的耳闻目睹,使我痛切感悟旧社会的黑暗,诅咒反动派的残忍,敬仰牢友们的坚定、勇敢、乐观、机智。

      如果不是当时淮海战役节节胜利,蒋介石被迫下野,如果没有社会舆论重重压力,如果没有党的多方积极营救,那反动派关押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了。

      我是1949年2月中旬,被国民党从特刑庭释放出来的。党组织立即安排我改名换姓,化装去上海隐蔽,直到南京解放了,我才回来。

      解放后,由于坐牢的历史问题,我又少不了受到多次审查。直到“文革”后期,组织上才从敌档中,找到对我的一张批条,上面写道:“孙匪稚如狡黠抵赖,拒不供认共产党员。”可是,它可惜来得太迟了。但我无怨无悔。

      人来到这世上,难免受一番苦和累,特别是为了革命事业,更得受苦受累,甚至受到怀疑、委屈。关键要从中悟出人生的意义和尊严。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回想起这段铁窗生涯,无限感慨。当时我也只是20岁出头的青年学生,入党也不过两年多。入党后,我曾和同志们在一起刻印《中国共产党章程》,搞活动……总觉得参加党就是党的人了。所以,高中毕业后,我放弃了进金女大的机会,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进入国民党CC派办的南京建国法商学院去开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女同学们办了《聚沙》墙报,鼓舞大家不要象一盘散沙,要团结起来,勤学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生存。我之所以能经得超严峻的考验,是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我耳聆目睹卢志英等烈士的结果,受他们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精神的强烈感染。我并没有见过卢志英,只是在牢房的洞口旁交谈过。但他那对人民忠诚、对革命坚定,视死如归不动摇、慷慨就义的精神,不仅使我在牢中深受教育和鼓舞,而且使我一生受用无穷,始终鞭策、激励着我尽心尽力工作,淡泊名利,宽容知足,坦然对待下级。解放后,我几经风雨,几多磨砺,有过挫折,受过委屈,但一想到倒在血泊之中的烈士们,想想我们党和国家的宏伟大业,个人的一切又何足计较。

      我是在解放后才知道卢志英同志的生平。他的原名叫卢涛,1925年入党,先后在甘肃、陕西、北京、贵州、江西、广西、江苏等地担任秘密情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是中共上海特派员。我出狱后,把他托我带出的信件、诗稿交给了他的妻子张育民。50年代,我在上海团市委工作时,曾登门看望过她。他们唯一的儿子卢大容,九岁时就和他爸爸一起坐过牢。我去他们家时,他正在苏联学习。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从牢里设法偷偷带出来的卢志英烈士的一些诗稿,现在己展览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里。

      文革期间,有外调人要我写材料,说卢志英是叛徒,遭到我严词拒绝。我斩钉断铁地说:“你没有权利和资格说这话,我有充分事实说明卢志英是个勇敢的革命烈士。”文革后,我和卢志英亲属联系,知道他的妻于已经病逝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每逢清明时节,我和其子卢大容亲属等一起去雨花台祭扫卢志英陵墓,以寄哀思。可惜的是卢大容因癌症于1992年12月15日在上海去世,年仅57岁,却先我而去,使我沉浸在无尽的悼念之中。

      1979年,我从共青团上海嵩山区委调入南京大学经济系(现商学院)任办公室主任,1983年离休。我常想,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红。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和祖国的历史永远相连,光照千秋。革命先烈们勇于牺牲的英雄壮举,是我们的中华之魂。如今我们告别了苦难的过去,迎来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安康。历史证明,一切伟业的成功,没有开拓创新的奇迹,没有勇攀高峰的勇气,没有献身的精神,是不可能实现的。(孙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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