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称呼。此前，《人民日报》曾刊文《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指出现在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了，“老板”、“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同志”称呼从何而来？它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同志”作为独立称谓出现在清末　　

    “同志”一词起源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左丘明说过：“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也说：“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而“同志”作为独立的称谓，出现于19世纪末，光绪皇帝筹划戊戌变法时，把变法派大臣称为“同志”。此后它成为同一政治派别人员的互称，如辛亥革命时互称战友为“同志”。

　　“同志”的起始含义是“志同道合的人”。在革命年代，“同志”是革命战友相互称呼的标准词汇，这种称呼有时候以中文表达，有时候则以俄文表达。在电视剧《长征》当中会出现“达瓦力士（俄语）某某”的台词，这个就是俄语“同志”的意思。

　　同志代表革命友谊，代表革命事业的志同道合。随着时间的发展，同志也成了一种政治身份。在党内如果一个人不再被称为“同志”，那么这将意味着此人被开除出队伍，政治生命宣告完结。因此，党内称呼的变动亦可作为观察政治动向的切口。

　　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那些一心想推翻满清王朝的同盟会会员们也互称“同志”，听上去不但得体而且悲壮。孙中山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随后，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

　　192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的也多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同志”这个称呼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亲切尊敬的互相称呼。

　　毛泽东曾表示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毛泽东同志”。1951年，毛泽东在审阅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1958年11月，在与刘建勋、韦国清的通信稿上，他将标题中的“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1959年8月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同志，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

给叶挺的电报，称呼改了四次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无疑，毛泽东在“两个务必”之前所加上的“同志们”一词，不仅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更有一种使命感和重托感。

　　对待最信任的人，毛泽东也会以“同志”称呼。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种墨园”内，陈列的《叶挺将军生平图片展》中，有两份非常珍贵且耐人寻味的电报稿件照片。这两份电报就是当年叶挺打给中共中央关于申请入党的电报原稿和中共中央给叶挺的回电原稿。而其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回复电报中对叶挺称谓的几经修改。

　　第一份电报，是他打给党中央要求申请重新入党；第二份电报是194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回电，全文如下：“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与人类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这份电报在对叶挺的称呼上先后改动多达四次，其中有三次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每处修改都经过慎重的思考。

　　电文原稿第一次称“叶军长”。随即，此称呼被毛泽东修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军长”变为了“同志”。后来不知怎的，又将“同志”改为“将军”。起初毛泽东觉得将军可能更能表达出敬意，可再一想，又将电报上的“将军”二字画了个圈删去了，改回了之前的那一声“同志”。后来叶挺在致刘少奇、任弼时的信中，曾激动地写道：“从此以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再次指出：“党内一律互称 ‘同志’，不要叫官衔”

　　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周恩来最喜欢的称谓也是“同志”。一天，周恩来刚刚走出办公室，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说：“总理，有几件事想向您汇报一下。”周恩来马上打断他的话，很郑重地说：“不要叫总理，我们党内还是称‘同志’好。”

　　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有位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专程赶来看望他，并亲切地称他 “恩来同志”。周恩来特别高兴，对大家说：“这位同志保持了当年的好传统，很好！在革命队伍里，大家永远要以‘同志’相称。”

　　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期间，有一次在市里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有一位记者不知是以市长的身份还是以市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报道为好。他在台边上向新闻处长请示时，恰好被讲完话走过来的陈毅听到了。他对这位记者说：“啥子市长、书记！你就说市委负责同志不行吗？老实告诉你，我陈毅的名字要少见报。”

　　当晚，陈毅来到报社审阅稿件。忙完了工作，他拉上报社的负责人楼上楼下地看望值班的同志们。他走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人也越聚越多。很快，大家忘记了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市长。不知不觉之间，由起初称他“市长”而自然地改口称他为“陈毅同志”了。

“头一次看到 ‘小平同志’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1984年，“同志”又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在该信纸右上角，分别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和“湖北省及武汉市信访办”的方形公章。该信的信封上，收信人一栏写的是：北京市中共中央顾委会邓小平同志收。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从时间上来看，武汉职工在信中直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为“小平同志”，比当年国庆阅兵式上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还要早几个月。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有久违了的味道，邓小平对其表示肯定和赞许，并在信上做出圈阅，个中显然藏有深意。

　　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称呼也成了外交上的棘手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对戈尔巴乔夫如何称呼成了敏感话题。最后，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仍称其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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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间怎么称呼？

　　春秋战国，并不注重称呼官职

　　中国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就出现了官员之间的对话。在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大臣对国君的称呼，多为“君”，而大臣之间的称呼，则并不注重称呼官职，史料记载中，甚至连主语也常常省略。如《左传》中，曹刿向庄公论战，就没有一个平民称呼国君的尊称。而在《郑伯克段于鄢》中，君臣之间，群臣之间的对话，也没有出现用“官职”来称呼他人的事例。

　　在后世的史书中，官员之间的称呼开始固定化与模式化。以爵位相称开始变得普遍，再到明清，则演变成为更加虚化的“大人”。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建立，这一称呼才被废止。但是更多的，依旧是以官职来进行称呼。

唐朝，称呼官衔非常普遍

　　唐朝民间称呼官衔是非常普遍的，从唐诗标题中便不难窥其端倪。王勃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送其杜姓朋友从长安外放到蜀州做县尉，“少府”即当时县尉的通称。李白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宣州谢緿楼饯别校书叔云》，卢虚舟为殿中侍御史、校书为秘书省校书郎的简称。杜甫有《房兵曹胡马诗》、《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兵曹和司直也都是官名。

　　如此等等,随手抽一册《全唐诗》,就会发现官名相称数不胜数。杜甫当了几天校检工部员外郎，却每以“杜工部”呼之,连杜甫的文集亦叫《杜工部集》。

清朝，只称呼官衔,名字可有可无

　　梁章钜的《浪迹丛谈》里，参将庄虞山对他讲了个近似笑话的故事。庄说他到京觐见皇上，差点儿误事。皇上问，你从江南来，可见过蒋攸锸？他说没见过。问了三次都这么答，皇上恼了：“汝太糊涂！岂有江南武官来京，而不向江南总督辞行者乎？”庄虞山赶快说有啊有啊，有辞行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蒋攸锸就是江南总督，庄虞山根本没留意总督叫什么名字，显见平时他们只称呼官衔，名字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