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南京幸遇明师

鲁迅在南京幸遇明师

来源：

南京日报

　　南京，是鲁迅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都说这是他离开旧式家庭之后人生中第一个重要驿站，然而，事实上在矿路学堂三年的学习经历并没有让他学会开矿，真正对其人生之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在这里遇上的一位明师。数十年后，鲁迅的笔下还常常提到这位“恪士师”呢。

嫌校风“乌烟瘴气”，鲁迅选择主动退学

　　来南京读书，对于当年的鲁迅来说，原本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哭了，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然而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事……”

　　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书香之家。然而，父亲过世后，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窘，甚至到了“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的地步。“母亲便给我筹办了8元盘川，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就这样，他报考了叔祖周椒生任教的江南水师学堂，一个“无需学费的学校”，为此还把本名“周樟寿”改成了“周树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7日，这个18岁的青年走水路来到南京。从下关一上岸，他就直奔学堂：“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江南水师学堂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待到了学堂门口，只见大门气派异常，一边写着“中流砥柱”，一边写着“大雅扶轮”。

　　江南水师学堂坐落于狮子山南侧的仪凤门与挹江门之间，光绪十六年（1890年）创建。然而，这里虽是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学校，旧学的习气仍然很重。一周中四日英文，一日汉文，一日作文。除了初级英文之外，其余课程与旧塾也没有多大区别，教学方式仍是孔孟之道和八股那一套。更过分的是，一个原先给学生学游泳的池子，只因为淹死过两名年幼的学生，不但被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关帝庙，每年还要请和尚来念经，“超度亡灵”。

　　“乌烟瘴气”！这是鲁迅后来对这所学堂的评价。因此，仅仅半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便产生了退学的念头，并且果断地付诸行动。

新校长带来了“看新书”的风气

　　由于家境困窘，鲁迅改报的还是一所军校，也就是由张之洞创建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离原来的江南水师学堂不远，就位于三牌楼和会街一带。

　　矿路学堂“仿照德制”，外文是德文。虽然汉文仍旧是孔孟之道，但有了“先前没有做过的”论文选题，还有格致、地学、金石学、绘图和体操等新学。鲁迅第一次接触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眼界为之大开，感到很是新鲜，学得津津有味。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特别的总办（职位相当于校长）——俞明震。此人字恪士，号觚庵，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是个颇有成就的诗人，也是位思想开通、同情革命的新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俞明震曾奉调赴台，掌管营务，与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组织台湾军民抗击日军，称得上是一位抗倭英雄。后来他又积极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湖南新政，支持康、梁变法，并以江苏候补道转任江宁（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兼附设矿路学堂总办。

　　多年后，鲁迅在《琐记》中回忆到这位恩师时依然激动：

　　“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

　　从此，鲁迅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天地：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从此，鲁迅迷上了新学，并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也是他后来走出国门看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这所学堂读书时还写了“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以此激励自己。

　　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受新校风影响的，还有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赵声上将。他也是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不久就转入陆师学堂学习的，毕业后赴日本考察军政教育，与鲁迅一起被视为江南陆师学堂中的“文武双杰”。

　　江南陆师学堂遗址，现属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已辟为鲁迅纪念馆。

他是鲁迅出国留学看世界的引路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生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与此同时，他还获得了官费赴日留学的资格。同年3月24日，身为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俞明震，亲自带着鲁迅以及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等几名矿路学堂毕业生，乘坐大贞丸号离开南京，经上海东渡扶桑。从此，鲁迅开始了留学生涯。

　　鲁迅的同乡兼好友许寿裳将其一生分为七个阶段：（一）幼年在家时期，1至17岁；（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18至21岁；（三）日本留学时期，22至29岁；（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29至31岁；（五）北京工作时期，32至46岁；（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46至47岁；（七）上海工作时期，47至56岁。

　　从这份简单履历可以看出，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留学这两个时期，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梯，而这两个时期皆与俞明震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鲁迅到日本留学，读的是官费，除了因为他本人成绩优秀外，与作为学堂总办的俞明震的赏识和推荐也是分不开的。

　　在俞明震的关照下，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与俞明震的两个外甥陈衡恪、陈寅恪兄弟同居一室，而且关系十分融洽。这种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1912年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后，他与同在教育部任事的陈衡恪仍往来密切。由于陈衡恪精于绘画、篆刻，鲁迅还时不时地从陈衡恪那里得来画品和书法，他的一些印章也出自于陈氏之手。这样一直保持着的珍贵友谊，在鲁迅的人生中是十分难得的。

　　鲁迅对赏识他的恩师俞明震更是十分敬重。鲁迅归国后在教育部任事，曾多次前往老师家中看望，在日记中提到恩师时也总是客气地称其为“恪士师”。他供职于教育部前后14年，期间共换了38位部长、24个常务次长，但得其青眼的仅有部长蔡元培和次长董恂士。还有人在网文中写道：“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矿路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位引路人一般的恩师的感情之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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