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风云变幻，暗潮涌动。帝国列强、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等各股政治力量时而握手合作，时而针锋相对。在“中国向哪去”这个问题上，整个民族都在苦难中实践，在苦难中比较，也在苦难中矢志不渝地奋勇向前。邓演达可以说是其中最鲜明的人物之一，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始终坚持进步的政治立场，与国民党右派势力斗争，并在革命低潮时期仍然坚持探索，这样的伟大精神，值得每一个当代人去敬佩。

　　南粤大地似乎总是与革命有着不解之缘。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鹿颈村的一个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虽然祖辈世代务农，但邓演达的父亲邓镜仁却在光绪年间考取了秀才，也算是家门荣光了。邓镜仁热心教育事业，在家乡创办了鹿颈小学，还曾在1921年赴日本留学，考察教育。邓镜仁为人豪爽，因此朋友很多，其中一位便是同盟会会员邓铿，受此影响，邓镜仁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邓演达的成长，以及政治态度的养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父亲的进步思想态度，从他为子女起的名字中就可见一斑。《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四个字，包含在了邓家兄弟的字中。

　　邓演达出生在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帝国主义的炮声和清末中国大地的破败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救亡图存成了那个时代民族的最强音。1909年，14岁的邓演达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第四期。虽然这是一所由清政府开办的旧式军校，但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了枪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军校里已经有了进步势力，并在地下秘密发展革命力量。邓演达虽然在班级中年龄最小，却成绩最优，不仅军事科目常常名列前茅，文笔也相当出色。在广东陆小，邓演达秘密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3 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屡立战功，声名远振，一直升到少将参军，孙中山还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邓演达一直将孙中山的这副联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相继担任了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在任内启用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表明国民党内在容共还是分共问题的争论上，右派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动。1926年10月1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并与保守势力来往密切。随着北伐重心北移，“迁都”问题逐渐成为国民政府争论的焦点，迁都之争，实际上直接关系到谁能把握革命领导权和是否能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实际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已经为这场“迁都之争”埋下了伏笔。

　　随着广州工农力量的增长，蒋介石希望借这次迁都的机会，将国民政府置于其势力区域，削减共产党力量对国民政府的影响，因此，在武昌攻克前，他曾要求将迁都地址设在汉口，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后来，很多人要求将国民政府迁往当时工农运动高涨的武汉，蒋介石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在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但蒋介石却在南昌扣留中央委员，引起众怒。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坚持与其进行斗争。

　　在武汉受挫的蒋介石，倾注全力夺取了上海和南京两大城市，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随后组建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深感失望和忧虑的邓演达在1927年6月30日发表了著名的《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并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

　　如果说宁汉对抗是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某种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在徐州会议后被彻底打破了。在冯玉祥的调解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分共问题上达成一致，完成了“宁汉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受到严重打压和排挤，甚至被逮捕杀害。此时，已经赴欧洲考察的邓演达，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和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

　　“……中国国民党是由她的伟大的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创造，代表全中国劳苦民众的希望，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首先和国内的腐败满清政府决战，其次和继承满清封建势力的袁世凯及其他军阀斗争……但是革命势力的增加，必然引起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即一面与敌人奋斗，一面更需与党内的叛徒决绝……”

　　此后，邓演达更加努力地考察欧洲，在比较中渴望找到拯救中华民族的钥匙。曾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会谈。虽然在苏联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热烈欢迎，但终因他的思想主张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方针有分歧，邓演达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考察。

　　来到异国他乡，邓演达没有忘记身负的使命，从不将时间浪费在游山玩水上，相反却利用在1925年学会的德语，用了近2年的时间博览外国名著，研究社会科学，期间又前往各国考察，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欧洲，甚至是南亚。他非常重视历史的作用，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段历史都不仅仅在叙述着过去的社会风貌和变迁，更可以知晓历史的进程，给未来以启迪。此外，在学习考察之余，邓演达还经常和国外学者、政治家讨论问题，交换看法，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

　　古人说：知行合一；当代人说：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邓演达深感理论和实践联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学习过程上，还是学习目标的实现上，都很注重相互结合。他常说：“读书为革命，革命为读书。”对此，宋庆龄曾经非常欣赏：“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演达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样的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处处引人叹服。”

　　考察是邓演达旅欧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1929年起，他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进行社会考察，足迹遍及德累斯顿、纽伦堡、雷登仕堡、帕绍、慕尼黑、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并在船上写下了详细的《南欧考查》。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也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回国途中还顺道考察了土耳其的安卡拉、伊拉克的巴格达、巴比伦，印度的德里、加尔各答。

　　考察期间，邓演达注重比较中西政治制度，并认真思考。他注意到纽伦堡市民的自治权。自古以来，所有权利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尤其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经过近200年的不懈斗争，终于从王室手中争得了市政、货币、市场的管理权，而为了保护斗争果实，甚至有自发组织的保卫武装。他比较后认为：欧洲统治者对社会生产者比较关心，注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而中国的统治者却依靠赋税等手段“寄生”而存，对生产知识知之甚少，以至于忽视了生产的重要意义。这样的结论与后来邓演达重视小资产阶级作用的政治主张紧密相联。

　　文化上，通过中西比较，他意识到宗教、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在中世纪的西欧，政教合一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尽管在中国，儒家思想不能定义为宗教，但它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对人民道德方面建立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为了休养身体，邓演达曾利用暑假由纽伦堡乘轮船到北极圈附近旅行，经过7昼夜的航行，到达欧洲极北部。在轮船即将进入港口时，却撞上了冰山，不得不紧急前往挪威西海岸停泊修理，花费了三四天才修好。按照计划，这艘轮船应该开到北纬80度，但愈往北，浮冰愈多，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返航。当时欧洲盛传这艘轮船已经遇难沉没了，所幸最终幸免于难。尽管如此，邓演达还是成为了第一个到达北极圈的中国人。

　　尽管身处遥远的欧洲，在那个年代与国内通讯不便，但他仍然想方设法通过一切机会向亲友描述考察的过程，探知国内的最新消息，并交换意见。他和留在上海、广州、北平等地的反蒋左派人士及曾经的共产党员，以及客居英国、法国的陈友仁、丘哲、伍竹林都保持着通讯。1929年9月2日，邓演达到达布达佩斯后，曾写信给丘哲感叹：

　　“映芙兄！本日步游至此城，城为捷克国著名工业区之一，以啤酒出产著，图之左边为吾人休息处，左边大房子，我始以为是新式监狱，而其实是16世纪存下的王宫！欧洲昔日的帝王！其实也比不上今日的布尔乔亚（即资本主义），更不要说中国了！”

　　言语之间，有惊奇，更多的却是在对比间对中国上层奢华生活的不满和感叹。

　　邓演达还与宋庆龄有着真挚的友谊。宋庆龄早年接受西方教育，后来又去了美国，英语功底比汉语深厚得多。邓演达利用空暇时间当起了宋庆龄的家庭教师，不但交换时局意见，更帮她提高汉语水平。在当时的西欧，要想找到一本系统的汉语教材，几乎是不可能的。邓演达就找到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用20年代《新青年》、《向导》杂志上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文章作为教材。以至于后来，宋庆龄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汉语文章，虽说与她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其实同样也饱含了邓演达的辛劳。

　　旅欧的3年中，邓演达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吃着面包，住着低租房，每月生活费不超过当时中国币150元。在土耳其考察时，由于旅馆费用昂贵，约合每天中国币4元，便不得不缩短行程，不敢久留。

　　1930年，在结束对保加利亚的考察后，邓演达不顾友人善意的劝阻，回到国内，改组中华革命党，组织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继续高举反蒋大旗。当时的上海，各方势力利益纵横交错，朝秦暮楚是常有的事儿。很多政客为了自身的目的慕名而来，登门拜访，但邓演达的政治态度却坚定如一。

　　由于邓演达当年在黄埔军校中的威望，很多黄埔军校当年的毕业生都暗中表示支持他。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秘密逮捕，为了不牵连同志，邓演达放弃了越狱逃生的机会，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

　　1957年11月，邓演达墓终于被迁葬到南京灵谷寺景区之内，与廖仲恺、何香凝的合葬墓，一左一右，陪伴着他们曾经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