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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四军抗战老兵朱达应:峥嵘岁月七十秋,俯首甘为孺子牛
  • 来源: 社区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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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达应,江苏张家港人,1927 年11月出生,1940 年6 月入伍,1944 年4 月入党。历任战士、卫生员、军医、卫生队长、科长、院长、厂长、处长、海军军医学校训练部长。1982 年10 月离休。行政13 级、副师职。参加过黄桥战役、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上海、福厦等战役。荣获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 年中央军委独立功勋荣誉章。

      10 月13 日,记者慕名采访了新四军抗战老兵朱达应,知道我们来,老人一大早就到门口接我们。眼前的朱老身材挺拔、步伐矫健、眼睛炯炯有神。他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父亲和自己的抗战故事。

      跟父从军打鬼子

      我是1927年出生在老江阴县后塍区福前乡东小埭的一个贫农家里。打我懂事起,我就很少见到我的父亲,都是妈妈照顾我和妹妹的生活,带我们下地劳动。我父亲小时候读过七八年私塾,种过地、做过工,当送奶工以后,一年就回家两次,一个是中秋一个是春节。1939年,父亲回家过春节,吃完年夜饭,我和大妹妹在里面洗碗,就听到父母亲在谈话,原来是爸爸回来和妈妈商议要去参加“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就听到母亲说:“你当‘江抗’打鬼子,我不拦你,家里的事你放心,不就一亩多地嘛,儿子也大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江抗”。

      第二年的6月份,爸爸的部队东进北上抗日,有一天我和我母亲在稻田里车水,听见大妹妹急呼呼地喊叫:“妈妈、哥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不等水车停稳,我就跳下来一蹦三跳地先回家,看到爸爸抱着小妹妹和一位穿军装的叔叔坐在堂屋吸烟,我走过去轻轻地叫了声爸爸,眼泪就刷刷地流了出来。爸爸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指着穿军装的叔叔让我喊丁叔叔,还没等我叫出口,叔叔就一把把我拉到他身边,摸着我的头问我多大了,有没有念书?我说13岁了,前年小学四年级毕业,日本人来了要念日文,就没有去念,我妈妈送我去私塾念。丁叔叔笑着说,好小子,有志气,再大些跟你爸爸打鬼子去。我们部队上就有不少小兵,别看他们人小,打起仗来可勇敢啦。吃饭时,丁叔叔对我妈说:“新四军东进,部队要北上抗日,从你们这一带过江去苏北,经过家门口,陪朱班长(我父亲)回来看看,顺便了解一下这一带乡亲有没有人想要参加新四军的!”说着,来了好多邻居和亲朋,当场就有两个人报名,丁叔叔笑着说:“我们新四军很苦的,每人每月一元津贴还经常发不上,每天五分钱菜金,有时盐开水、酱油汤泡饭,不仅生活艰苦,还要行军、打仗,你们想好了明后天可以到部队来报名。”这时爸爸就问我想不想去,我说想,但是看着日益消瘦的妈妈,又说,我走了就没人帮妈妈干活了。下午出工时,爸爸和丁叔叔就回部队了。

      一个星期以后,爸爸又回来了,通知这两个新兵带他们去部队报到。这时妈妈发话了,冲着我说:“你去吧。”但是我没有和那两名同志一起走,我第二天才走。因为怕奶奶见到了会伤心,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主要考虑母亲,天快亮时,我爬起来,轻轻地走到妈妈床边,发现妈妈也没有睡着,她对我摇摇手,指指睡在她身旁的两个妹妹,轻手轻脚地起了床。母亲一夜没睡,给我做了一双鞋子。

      到部队的那一天,副连长(就是那位丁叔叔)分配我在连队当通讯员。可以说父亲是我参加抗战的领路人。

      说到母亲,朱老留下了眼泪。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母亲把最心爱的两个亲人送上了抗日的前线,于是就上演了“上阵父子兵”的感人场景,这个家庭也真实演绎了革命老歌《我们在太行山上》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形。朱达应的母亲,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却明事理,识大体,重大义,是当时中国千百万伟大母亲的一分子!

      唐子激战父阵亡

      1940年7月过江后,部队就在泰兴娄庄整编,我团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第九团。为了反封锁、求生存、更好地打开苏北地区抗日局面,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首长决定攻取姜堰歼灭张少华部,并由二纵队王必成主攻,我团是主攻团。9月13日,我们九团二营从姜堰背面向南发起攻击,当时我是四连通讯员,第一次参加战斗,非常紧张,紧跟在项林荣连长后面寸步不离。一支小马枪似有千斤重。这次战斗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而且考验了我的能力,初尝了打仗的滋味。

      1941年元旦,指挥部回驻东台。我团奉命进驻东台、兴化交界的唐子镇,作为保卫东台指挥部、防止兴化城日军东犯的最西的一道防线。那年春节前的几天风雪交加,天气奇冷,屋檐上的冰柱有一尺多长。年初五天空放晴,风和日丽,我正在补记春节日记,忽听见嗡嗡的飞机声,班长从外面回来说是贴“膏药旗”的小日本的侦察机,大家谁也没在意。谁知,上午十点左右,兴化城里二千多日伪军直扑唐子镇,企图偷袭,得手后再进击东台。战斗坚持到下午5点左右,我营掩护团直机关向戴家窑方向撤退,当我们通过大浮桥走上大河堤岸公路时,发现中午就从水上撤退的装有重伤员和军需物资的船,还在河上慢腾腾地逆风航行着,我父亲就是奉命带此船先撤的。由于河里结冰,船行很慢,半天才行了十几里。就在这时,掩护后撤的四连项林荣连长负了重伤,方铭营长让他上了我父亲的船,并指示立即从河汊向南往西马庄方向撤退,防止鬼子汽艇追来。第二天上午,敌人从水上、大河两岸的公路继续向东台方向“扫荡前进”,由于西马庄是个百户以上的大村庄,是区政府所在地,一小股鬼子边打枪边向庄子靠近。听到枪声,父亲和船工将重伤员背上了船,刚要离岸,看到鬼子已经奔了过来。父亲告诉船夫快离岸,自己拿上连长的驳壳枪,跳上岸向鬼子射击。船上的重伤员脱险了,而父亲两处负伤,打完最后一粒子弹,被鬼子捅了四刺刀光荣牺牲了。父亲的牺牲是幸存者项连长告诉大家的。

      说到父亲,朱老再次泪流满面。父亲的牺牲更加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朱达应家的情况决定让他回家去,但是被他拒绝了。一是他曾答应过母亲,要照顾好父亲,如今父亲牺牲了他怕见到母亲;二是他要打鬼子替父亲报仇。

      为父报仇杀敌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们二纵队正式编为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1941年6月,组织上送我去旅卫生部卫校学医。经过三个月的实习,我对一般伤病员的换药、打针发药和粗浅的护理技术都已基本掌握。1942年2月接受毕业分配回到了原来的部队,部队已经整编为兴化县独立团。从此,我也就走上了卫生医疗工作岗位,成立一名革命的白衣战士。

      1942年夏天,鬼子对兴化地区大扫荡开始了,团部带着主力部队跳到兴化的“围外”活动,我被留在团休养所工作。由于工作积极,打仗勇敢,关心指战员健康,爱学习求进步,下连后一年零三个月就于1944年的4月入了党。

      为了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1945年12月,我华中第七纵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向苏中重镇——邵伯发起攻击,该镇驻有日伪军千余人,我57团担任主攻,当时我是该团一营卫生所所长。战斗于12月19日打响,解决了外围几个连的伪军,拿下前沿碉堡后,随即向万寿宫核心工事发动攻击。800多日伪军依靠围墙高、工事坚、武器精锐负隅顽抗,部队攻击受阻,死亡较大。朱传保团长命令我们暂停攻击,让日本反战同盟成员轮番喊话,并要我营组织突击队,准备于21号拂晓突击,为总攻部队从东北撕开一个口子。当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惨景总是浮现在眼前。心里想着,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到了,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鬼子,为父亲、为父老乡亲报仇雪恨。

      正当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轰隆声把我惊醒,我听到曹队长大声命令:“快起来集合,鬼子推倒了围墙,向南突围了,团长命令我们立即追击,突击队马上出发,要猛打猛冲,堵住鬼子退路,决不能让他们再退回‘乌龟壳’里去。”此时,曹队长带领我们突击队,像猛虎下山似地跑步向运河堤上追击。鬼子沿着河堤朝扬州仙女庙方向拼命逃窜,但不久,就被我阻击仙女庙方向敌人的兄弟部队回头阻击。拼刺刀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天已蒙蒙亮,我们突击队在全营之前追上了敌人,立即投入了拼刺刀,我众敌寡,几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我和另外两名突击队员也围住了一个鬼子,可惜我没刺刀,手握左轮枪,在旁边干着急,这个鬼子又高又大,特别顽强,屁股上中了一刀,还嗷嗷叫着左刺、右刺,我报仇心切,看准机会,找空子,扣动了扳机,子弹正打在鬼子的鼻梁上,一枪毙命,其他鬼子见状撒腿就跑,最后被我们俘虏了三个。看到鬼子倒下去,我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心里默默地念着:“爸爸,儿子给你报仇了,亲手讨还了血债,你安息吧!”

      解放邵北是朱达应在抗日战争时期打的最后一仗。1946 年春部队开始精兵简政。朱达应说:“说实话鬼子打走了我就想家,非常想念妈妈、奶奶和两个妹妹,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很艰难。由于当时要求复原的人比较多,而精简原则是保留骨干,我作为团里的休养所长开不了口。”不久,解放战争就打响了。

      1946 年6 月——1949 年10 月朱达应先后参加了苏中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厦战役,不畏艰险、救死扶伤……

      和谐家庭夕阳红

      1949年6月初,上海战役胜利结束,我们部队驻扎苏州市补充休整,准备进军福建。6月18日,军卫生部送来了3位青年女学生。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刚从某教会医院逃出来参军的高护生。在战火纷飞的福厦战役中,我们朝夕相处,救死扶伤,艰苦与共,直至厦门解放。其中一位姓朱的女同学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吃苦耐劳,工作积极,待人热情,是队里唯一的一位女性二等功臣。从此以后,她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再也去不掉了。这大概就是相恋了吧。下团后不久,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50年10月,为了照顾我们的关系,组织上把她调来我团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参加了三反五反和闽东北剿匪,彼此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组织批准,我们于1953年6月结婚。1955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大女儿读完初中就赶上“停课闹革命”,无高中可读,不到16岁就参军了。二女儿高中毕业无大学可读就到农村插队落户。只有小儿子赶上好年代,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虽然时代剥夺了女儿们读大学的机遇,但他们非常好学上进。尽管都已工作多年,并有了孩子,仍然常年坚持业余自学,小女儿57岁考上了研究生,大女儿60岁时也考上了研究生,我的第三代也都是研究生。为了鼓励孩子们学习,除了做好他们的后勤外,从1981年起,我和老伴设立了家庭业余学习奖学金:凡业余自学大专毕业奖500元,本科毕业奖励1000元,研究生奖励2000 元(那时我的工资是240 元\月)。当然,我们绝不是鼓励孩子向钱看,而是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因为奖学金是我俩的养老金,它的含金量是两颗老人的希望之心呀!同时,我和老伴也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学书法、绘画、电脑,为孩子树立榜样。

      记者采访结束,路过小区的画廊,看到橱窗里朱老夫妇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夫妇俩年轻时相敬相爱,老来相依相伴,老伴画画,他题款;他写书,老伴作序,60 多年相濡以沫。这个革命家庭好不让人羡慕。

      朱老说:“看到社会上一些腐败现象,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家庭是社会细胞,社会风气要靠每个家庭培养,细胞健康了,社会也就健康了,我们老同志要发挥余热。”近年来朱老整理编写了《激情岁月——新四军老战士回忆录》《离休岁月——砖瓦篇》,现在正在编写《小康岁月》,“我写回忆录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整理一下自己的革命轨迹,总结自己革命生涯中亲临目睹的鲜活事例,告诉后人,革命的胜利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许多光荣传统要代代相传,革命尚未成功,后人仍需努力。”朱老写了一首诗概括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少年从戎驱倭寇,南征北战跟党走。流血牺牲何所惧,峥嵘岁月七十秋。人民和党教育我,帮我扶我是战友。回首往事少贡献,甘为人民孺子牛。”

      【本报记者孙静 见习记者 邹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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