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毓生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庞大的大清帝国的惨败而告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给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快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值此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谈论中国战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笔者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本质原因还在于腐败！ 

　　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之下，它是一种最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些觉醒之士虽然也看到了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也提出了许多诸如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体育救国等一系列救国主张，尽管这些主张是那么的纯真、美好和崇高，但由于始终未能触及腐败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结果不仅未能扭转颓局，反而使问题更为严重。甲午战争前，中国的GDP是日本的9倍，中国的海军舰队总体上略占优势，其中的“定远”、“镇远”两舰还堪称世界领先，但惯于偷窥、偷袭别人的日本通过侦察与研究，提出“大清腐败严重”。日军参谋本部间谍荒尾精在其中国大势分析报告（复命书）中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致，纲纪松弛，官吏谋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日本海军省间谍宗方小太郎则认为，中国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还裹挟着司法不公，刑罚乃至生命可以被金钱左右，民怨积压深重。全民信仰丧失，人心不古，道德败坏。他断言，早则10年，迟则30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在他写完此文的第16年，果然发生了武昌起义，清朝灭亡。 

　　清朝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呈现四大特点：其一在衙门的设置上呈现出大衙门化；其二在权力的结构上呈现“寡头化”；其三在体制的运行上非法律化，公权私用；其四在衙门的风气上呈现卑劣化。由于行政设置上的大衙门化，大小衙门多，高官多，民众负担重，行政效率低；行政长官“寡头化”，一人说了算，一人专制；又因公权私用，缺乏监督，势必要官跑官盛行，“十分精神，七分用于结交”，公职人员把多般精力用于结交权贵贿赂上司上，所以官场上奢靡成风，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猖獗。“千里为官只为钱。”为了弥补开支，贪赃枉法成了官场通病。当时的清廷，慈禧带头挪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筹办60大寿。甲午那年风声已紧，可庆辰活动开始后，王公大臣、军界要员、各省道大员不顾“国情”，仍源源不断地将万寿贡品送往京城，慈禧仍照纳不误。还说什么自己不收贡物，就是矫情，就对不起臣下，就会犯“天以申臣下将敬之忱”的错误，为自己“均著加恩赏收”制造舆论。“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公职人员大肆买官卖官，变着法子冒领公款，层层盘剥，甚至侵吞赈灾钱粮。有的吃喝玩乐无所不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次到陆军学堂巡视，一次宴会就用掉“数百金”。朝廷的奢靡之风刮到军队，致使军队军备松弛，管理混乱。军队大量参与走私贩私，赚取不义之财的军官则钻营舞弊、克扣军饷，士兵则自由散漫，“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民烟酒淫赌，沉溺往返”，吃喝嫖赌无所顾忌，甚至管带也厕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北洋海军训练演习时“大死靶”，先测好发炮位，定准方位、距离、标尺，待舰艇驶到预定发炮时就按事先测好的数据开炮，“百发百中”，自己糊弄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在战场上，虽然不乏舍身取义、英勇杀敌的将士，但更多的是那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徒。在平壤之战中，清军守将叶志超胆小如鼠，一夜狂逃数百里。鸭绿江防线失守时，“逃军溃卒，势如潮涌”，有的还“沿途肆掠”。黄海大战尚呈胶着状态时，管带方伯谦、吴敬荣率先带舰临阵脱逃，慌乱中又撞坏己方军舰一艘，致使阵脚大乱，胜负天平顷刻向日方倾斜。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还破获了一起日本军事间谍案。潜伏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瞄准”了时任清廷军械主管的李鸿章的外甥刘芬。刘芬是个既贪色又贪财的贪官。石川伍一经过精心策划，通过请客送礼，带刘芬到日本妓院浪荡销魂，很快刘芬就成了石川伍一的忠实耳目，不断为石川伍一通风报信。1894年7月，石川伍一就从刘芬的口中得悉了一千多名援朝清兵将在北洋舰队“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下，乘坐英轮“高升”号去朝鲜仁川的消息。结果直接导致“高升”号中途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船上九百多中国军人和中外水手罹难。参加护送的北洋军舰“广乙”舰被击溃，“操江”舰被日军俘虏的重大损失。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确凿无疑的；腐败同样要挨打，这也是确凿无疑的。值此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让我们牢记这一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决不能容忍腐败、姑息腐败。 

　　（作者系原南京市鼓楼区政府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