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3日夜晚，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发动。

　　黑沉沉的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北京大学第三院的礼堂里，挤满了热血沸腾的青年。高师、工专、法政等学校都派来了代表，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在台上向大家报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今天早晨，北京所有报纸登出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堂堂一个战胜国，竟然让日本帝国主义把德国在山东霸占的利益全部夺去，任人宰割。整个礼堂响起一片呜咽声，有的同学捶胸顿足，有的同学抱头痛哭。

　　一个同学涨红着脸，跳上台去。大家一看，是邓中夏。他挥着手说：“不要哭了 ！我们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废除二十一条。同学们，上街游行去！”

　　整个会场象着了火一样，人们的情绪高昂极了。全体一致决议：明天在天安门举行全北京的学生爱国示威大游行。

　　作为直接组织者，邓中夏忙碌了一夜。5月4日上午9点多钟，队伍正准备出发时，一个身穿西装、道貌岸然的人突然拦在队伍前面，挥着两只细胳膊喊：“谁是带队的？”

　　中夏和几个同学迎上去。

　　“我是教育部的教育次长！”那人盛气凌人地叫道，“你们不要上街去胡闹。学生就该好好念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政府办？”中夏反问道，“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 ”

　　在学生七嘴八舌的围攻下，次长灰溜溜地走了。游行队伍象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步兵统领李长泰带着一支军队赶到，把拳头一挥，气势汹汹地叫道：“我是奉大总统命令来的，你们的游行队伍必须解散！”

　　邓中夏振臂一呼：“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学生队伍呼喊着口号，象怒涛一般冲去。军队挡不住，刚赶来的警察总监也干瞪着眼，看着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涌去。一路传单飞舞，口号高亢。

　　前边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反动政府的军警，有些学生动摇了，他们觉得向使馆递递请愿书就行了。结果, 英、法、意使馆借口星期日休息，拒不接受。而美国大使馆则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接受意见书，一面指挥军警阻挠学生的前进。邓中夏愤怒地喊：“这里不让过，我们找卖国贼曹汝霖算帐去！”

　　“对，上赵家楼去啊！”大家齐声响应。

　　队伍潮水般向北卷去，沿东长安街，经东单，来到亲日派大汉奸、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一一赵家楼。

　　队伍一到曹宅门口，便与一大群守卫的军警遇上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把军警分割包围起来，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并交涉要曹汝霖他们出来讲理，但几个卖国贼死也不肯露面。有的学生急了，用石头砸临街的窗玻璃；有的挥起旗杆，把沿街一排房屋上面的瓦片“劈里啪啦”地挑下来，落了一地。军警一看，连忙架上机枪，形势显得十分危急。

　　邓中夏领着一批同学绕到房子后边，发现有个小窗，灵机一动，将窗砸碎，架起人梯，钻了进去。后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全部钻了过来。大家冲进院里，看到那些奢侈豪华的摆设，一个个气愤异常，“乒乒乓乓”砸了个稀巴烂。曹汝霖的小老婆，吓得跪地求饶。

　　邓中夏打开大门，人群乱哄哄地涌进来。他便带着一帮同学，冲到后边去找曹汝霖。找来找去，哪儿也找不着，原来曹贼见机不妙，早翻墙溜走了。大家怒不可遏，把大厅正中挂的日本天皇像，拿下来撕个粉碎。

　　有人发现洗澡间里，有个穿西装的家伙和两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鬼鬼祟祟。大家知道不是好人，拿起花盆摔去。那个穿西装的被打得头破血流，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这时，有人从墙上挂着的一幅照片里，认出方才逃出去的那个家伙，就是卖国贼——亲日派大汉奸、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一声呐喊，大家又追了出去。

　　中夏领着一伙人，一直追到一家杂货铺，终于把章宗祥抓到了。愤怒的学生用鸡蛋砸，用拳头打，揍得他象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求饶。

　　猛然，外边有人拍手叫：“着火了，着火了！”

　　邓中夏抬头一看，只见曹宅上空，升起一团团火舌，转眼映

　　红了半边天……

　　（吴晓平）

　　邓中夏，字仲澥，又名邓康，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入北大后，在李大钊先生教育下投身新文化运动，参加组织五四运动。后去长辛店组织工运，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历任党的二大、三大、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33年5月15日，不幸在上海被捕，后被解来南京。同年9月，牺牲于雨花台，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