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里的“红小鬼” 

　　1918 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在乡村小学当教员，体弱多病，红军长征前病故。我兄弟姐妹五人，三个哥哥先后夭折，只留下大姐和我。小时侯，我是跟着父亲上了三年学，不过也没学到多少知识。1928 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在兴国县各区乡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在那里打土豪、分土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不少人都参加了红军。我看到共产党代表着贫苦大众的利益，红军又提倡官兵平等。1932 年，我和同村的叔伯兄弟刘惠宗一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军里的“红小鬼”。

　　参加红军后，我被分配在连队当通讯员，主要任务是送信和传达命令。当时，我年龄还不大，胆子很小。有一次，我们连驻守在会昌县，深夜要把命令从连部送到山里的排哨，而排哨就在杀人场附近。快到排哨时，我突然听到几声恐怖的叫声，此前就听说这里到了晚上会有“鬼叫”。后来证实是野生动物的叫声，心里十分害怕。到达排哨时，由于惊吓，不但话都说不全，还差点把口令给忘了。若是不小心把口令忘了，那就麻烦大了，弄不好被误认为是敌人就会开枪。任务完成后，我不敢单独回去，但不回去又不行。后来，排长就派了几个战士把我送回了连部。

　　二、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4 年10 月，由于王明“左”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那时我们叫转移，还不叫长征。当时，我才16 岁，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三团担任宣传员，师长是李聚奎。当时宣传员的主要任务是提着糨糊、石灰粉桶和刷子走在部队前面刷标语。我还记得当年标语的内容有“农民，农民快快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劣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等等。宣传员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部队到了哪个地方，我们就要调查清楚谁是地主、土豪。对待地主、土豪，我们就不客气了，把他们的粮食、猪等吃的东西全部没收，然后分配给跟着我们一起走访调查的连队事务长，剩下的一部分粮食再分配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当时有的老百姓很害怕，甚至不敢要。为躲避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都是在夜间行军。有一次我们在翻越九峰山时，天刚好下大雨，我们冒雨行进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走了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一户人家。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名战士。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们才走到一个十几家人的小村庄，我们简单地吃了一顿饭就休息了。晚上行军很辛苦，那时，最难熬的是觉不够睡。白天休息还要防着被敌人发现，睡不好。敌人为了侦察我们的行动，有时飞机飞得很低，不少战士就是在白天被敌机发现后，用机关枪扫射或轰炸而牺牲了。虽然晚上行军没有敌机轰炸，但大家总是想睡觉。我经常站在那儿就睡着了，后面的同志拍一下醒了起来赶紧再走。有时在行军时，前面的同志站着睡着了，后面的同志也停下来跟着睡，整个队伍一个挨着一个就站着睡着了。如果掉队时间长了，就在路的分岔口找有石灰粉作的标记，沿着标记追赶大部队一般都不会有大的问题。

　　部队到了湖南、广西边境，还没有渡过潇水，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就尾追上来了.我们三团攻占了蓝山，歼灭了敌人一个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这一仗，也就是著名的湘江之战，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损失最大的一仗。我们三团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2700 多人，过了湘江后，只有1400 多人了。这时，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 万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锐减至3万余人了。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处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把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一般给老百姓十块、八块大洋，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也有的伤员在当地安家了，有的伤好了后返回老根据地继续革命。

　　三、转战桂黔川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我们一军团到了广西境内的大瑶山地区。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使我们找不到粮食。而且桂系军阀很有战斗力。最可恨的是，当地民团和我们打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过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又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加上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空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接着，我们转入了贵州境内。贵州当年是有名的穷省，真是“天无三日暗，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当地人喜欢抽鸦片烟，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倾家荡产，甚至卖老婆。军队也抽鸦片。所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

　　1934 年12 月24 日，我们三团配合六团抢占了贵州黎平。中央在黎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会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不去湘西与贺龙的二、六军团会合，而向遵义进发。当时，蒋介石在红军去湘西的路上布置了十几万大军，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黎平会议后，我们即改向遵义进发。

　　1935 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遵义。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中央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李德是德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国情，只会打正规战，怎么能打游击战？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我们在遵义住了半个月，天天在街上刷标语，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当时，中央准备在云贵川建立新的根据地，后来形势变了，方案改变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四川军阀战斗力比较强，尤其是它的小火炮很厉害，炸死了不少红军战士。我的叔伯兄弟刘惠宗，红军长征时，他就任红一方面一军团的炮兵连党支部书记（相当于今天的连指导员），就是因为躲敌人的炮弹，掉队了，被四川军阀俘虏了。他被俘后还写过信到家，后来抗日战争的时候，随川军被蒋介石调到北方抗战，可能在那牺牲了。

　　我们部队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四渡赤水。赤水地区很小，但我们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灵活地调动敌人。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部队轻装前进，毛主席命令红军把一些累赘的火炮和辎重沉到赤水河里。

　　1935 年2 月底，我们三团带着军团司令部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3 月31 日，我们到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乌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队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乌江之战，我们打得很漂亮。我们先遣部队的任务是选择敌人江防薄弱处实行强渡。强渡之后，再肃清其它渡口的敌人，支援主力过江。部队经过一个夜晚的急行军，攻占了离江边约六七十里的鸭溪镇。在军阀王家烈和反动政府压榨下的老百姓，听说红军到来，当晚就开店迎接红军，街面顿时热闹起来。

　　乌江北岸的大山高约1500米，部队在靠近江边的山背后隐蔽下来，封锁了消息。然后，一面派人侦察敌人江防的情况，一面做渡江的准备。在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行军作战，军团工兵连是最辛苦的。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乌江边之后，别人还可利用战斗前的间隙稍微休息一下，而工兵同志却连吃饭睡觉也顾不上，立刻开始了战斗。他们紧张地砍伐竹子，结扎竹排。部队经侦察，发现日间强攻难以奏效，决定夜战。黄昏以后，天气突然变了。霎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夜，黑得对面不见人，天色同乌江的浊水难以分辨。这样的天气给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的确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可是，这对敌人也起了麻痹作用。愚蠢的敌人以为在这狂风大雨的夜里，红军是根本没法渡江的。然而，他们错了。红军就是最善于从困难中出奇制胜，坏天气恰恰变成了掩护红军渡江的好条件。这样，主力红军都顺利安全地过了乌江。过了乌江后，我军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并且假装要进攻贵阳城，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吓得他魂飞魄散，逃命用的飞机都准备好了。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

　　四、顺利通过彝族区 

　　接着，我们到了金沙江边。我们被指定在元谋、龙街渡江，军委纵队在皎平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江。我们当时佯言进攻云南，迫使龙云的部队回防昆明。实际上，我们是抢渡金沙江。由于龙街不好架桥，后来我们还是从皎平渡渡江的。

　　过了金沙江后，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说毛主席要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大渡河附近是彝族区。中央派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去做少数民族工作。刘伯承是四川本地人，肖华是我兴国老乡。我们对彝族首领说是“刘司令”的部队要过大渡河，并且送给他们很多枪支弹药，主要是步枪。因为他们最缺枪，最后，彝族首领答应派人护送我们过彝族区。

　　这次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肖华和彝族首领结拜为兄弟，肖华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了彝族首领，彝族首领送了匹马给肖华。彝民很穷，连衣服都没得穿。我们被要求一个挨着一个走，不能掉队，否则可能会被彝民抢东西。我们走在中间，两边是彝民的部队。进到彝族区，有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很高，样子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其实，少数民族也很厉害，枪法很准。由于我们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过了不久，工兵排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被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但彝民也只是掳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土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

　　接着，我们到达大渡河的安顺场。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30米，流速每秒4 米左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乌江、金沙江水还要急，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用大声音，对方会听不到。渡口只有几条船，我们的17 名勇士乘着唯一的那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的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我们派了两个团，抢占了泸定桥，保证了主力部队的通过。泸定桥的一边是四川，一边是西康，相当危险。刘伯承曾说：“泸定桥过不去，中国的大山爬不完。”

　　五、战胜雪山草地 

　　6 月，我们已经进到了夹金山的脚下。夹金山，是我们长征路上过的第一座雪山，主峰海拔高度是4000 多米。困难的是山上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而且天气变幻无常，身体很不适应，坐下了就起不来。因为缺少寒衣，也冻死了不少人。过了夹金山，就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国民党的造谣挑拨，再加上少数民族对汉人很仇视，经常给我们打冷枪，牺牲了不少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北上，而想南下。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8 月中旬，我们随右路军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右路军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组成，一军团由二师四团作先导，走前卫。我们右路军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离开毛儿盖北行20 公里就进入草地。我们走的是南草地，南草地是水草地，走一个星期就可以过去，粮食好准备。左路军主要是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走北草地，朱总司令随左路军。由于北草地是旱草地，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准备这么久的粮食，左路军没有走过去，后来还是走南草地的。过草地是最困难的。部队要求我们每人带15 斤炒熟的青稞。草地可以说根本没有路，我们找到了一位藏族同胞当向导，在前边为部队开路。有向导的要好些，没有向导的危险多些。草地到处是泥沼地，人踩到软绵绵的草上，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沼中。开始战友用手去拉，结果自己也被拉下去了。后来，如果有人陷入泥沼，一般用木棍或枪去拉，假如拉不上来，只好放了木棍或枪，眼睁睁看着战友陷下去。青稞麦子不消化，吃什么拉什么，战士没力气。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有马，到 了没有吃的时候，只好把马杀了。所以，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战友。

　　穿过草地后，我们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经过激战，我们突破了天险腊子口。通过腊子口后，翻越了岷山山脉。9月下旬，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中央和我们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张国焘借口腊子口过不去，率左路军继续南下，走上分裂红军的道路。10月，我们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西部的吴起镇。至此，我们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 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李富慧 吴光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