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24日，我出生在河南省新野太平庄村一个贫下中农家庭。尽管我入了伍当了兵，但我没打过仗，没有负过伤，没有立过功的一个军人，实在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闪光的东西，但我依然想在纪念建军80 周年之际，回忆我从军征程的点点滴滴，让后人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我要当兵接受锻炼

　　当年，湖北襄阳张湾镇财贸系统只有一个财政干校名额分配给了我。正在这时，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一报名，就应征成功。入伍通知书下来后，罗书记找我谈话说：“小刘，祝贺你双喜临门，但只能进一个门，你选择什么由你自己决定。”我想了一会儿就对罗书记说：“我要去当兵，全国现在都在学雷锋、王杰，他们都在部队成长起来的，我要去当兵向他们学习。”

　　我的决定一公开，许多人说我不聪明，认为上了干校出来就是干部，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学习指标作废多可惜。但当时只用李文超同志支持我的决定，他坚定了我参军的决心。接到通知书后，我才知道我应征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甘肃省纵队。

　　经过7天7夜的路途，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四零四厂。到了新兵连，我才知道这个厂是个特殊厂，我们是特种兵。该厂是由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基地，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并在附近爆炸成功。厂里的工人70%是大学生，进出厂门非常严格，前后要检查三次证件，厂区里的工作人员国家都发放保密费，我们战士每月也发6元钱。

　　我们在这里一共驻守了三个团，分别是高射炮团、工兵团和警卫团，守卫非常严格。这里地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结合部，典型的戈壁滩上一望无际，真是天上没有飞鸟，地上没有野草，风吹刮着石子跑，一年四季雨雪非常少，吃水是从几百里外祁连目的雪水，气候冬季最低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我是有生以来真正领会到什么是滴水成冰。比如，人尿一落地就会滴水成冰，晚上站岗穿大衣也感觉不到暖和，每个人的耳朵都冻的和手掌一样大，还得在雪地里练射击。这样恶劣的气候这样严格的训练真叫人难以忍受，为此，同我一起参军入伍的本村的老乡邴光财对我讲受不了不想干，想回家去，我对他：“还是再坚持一段时间再说吧。”这里生活还好，冬季什么菜都有，后来知道这是特供单位，副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当然价格也很昴贵，这里的办公大楼台，苏联专家楼都很大、很漂亮，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

　　1966年4月，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到厂里视察，我也参加了这次欢迎仪式，邓小平来的目的是把该厂一部分搬到陕西、四川以备苏联轰炸。因为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已经到过了白热化的程度，苏联曾扬言要摧毁我核武器基地，根据中央决定，厂方搬迁，警卫部队也跟着走。我们新训刚结束，就被调到兰州郊区东岗待命训练，并重新组建为三连，连长宁维亭、政治指导员郭亦和。自从到了兰州后除了训练外，还搞一些助民劳动，在兰州的外滩公园，兰州钢铁厂我们都劳动过，在兰州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抗旱保苗，甘肃省是个严重缺水的省份，当时我们把水挑到红山山顶上，也只能挑到一半因为山高坡陡，上山后老百隆抢着要水，不让浇地，他们先保人，后保苗，我才深知水的宝贵，真是滴水贵如油，他们宁给人一个馍，也不给人一碗水。

　　二、不怕吃苦勇于承担责任

　　1966年10月，我们五班在班长王怀生、副班长丁文英带领下，远离连部千里之外，来到陕西省凤翔县，该县是几个王朝州的所在地，社会极为复杂，我班任务是警卫从法国、美国等国进口来的用于核试验的精密仪器，非常昂贵，工作中若出现差错，后果将不堪设相，因此，每个人都深感责任重大，不能有半点麻痹。因为这里单独执勤，人人轮流做饭，我也学得一些知识，时过半年该部搬到红光厂。红光厂地处秦岭腹地,地势险地要，一条五十里山沟，分为三个小山沟，刚筹建时条件非常简陋，战士们砍树搭起油毡，条件非常艰苦，我们毫无怨言。1967年初，我光荣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介绍人是党小组长丁文英。

　　1968年，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在连队文书岗位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受益终深。1969年，我到五班担任班长，主要任务是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第一号试验台，任务极为重要，危险性也大。一次试验全连60%的人肝脏受到影响，厂方给我们每个人发了3斤白糖作为保健，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是4角6分，十个人一天6元6角钱，根本不够吃饱肚子，我就带领战士种菜、喂猪、养鸡、砍柴以弥补伙食费不足，保证大家每天有肉吃，我们班的伙食是全连四个伙食点最好的。

　　回想起战士生活，深感战士这两个字份量，军人品质和本质的要求。战士战士，为战而死，平时多吃苦，险难当勇士，服从是天职，守纪是保证吃苦的前提。军人要在最艰苦时，要挺得住，忍得住，要敢于面对苦，要勇于去吃苦，要善于克服苦，苦字是个老师，是个课堂，可磨练意志，增长才干。

　　记得在富平庄里镇监狱驻守一支队四中队，一天晚上中队篮球场看电影，一名囚犯跑进战士宿舍拿起冲锋枪向看电影场人群扫射，打伤多名群众和干部战士，中队副指导员马德仁被打残，整个情况十分火急，我接到报告后，带着保卫处长，星夜赶到出事地点，当我要出发时，高文华总队长还不知情况，开玩笑跟我说：“老刘，你还不休息，半夜还到那里溜达，我把四中队情况向他说后，他十分震惊，他讲你先去，我等会就到。”我到后，依靠当地政府，妥善处理了此事。

　　汉中地区镇巴是个革命老区，这里山大沟深，竹海有名，名树成群，是个非常贫穷的地方，1988年夏季，我带着宣传干事江道贵和机要处一名参谋在宝鸡检查工作，下午5时许，总队长高文华打电话说，镇巴中队11名战士掉进水库，让我快去处理，我们三个人加上司机都没去过该地方，加之秦岭大山，道路弯曲十分难行，我们赶到宝鸡机队要了地图和二个手电，就星夜出发，刚进山区，天分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山雾蒙蒙，能见度极低，向前能看到10米左右，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山沟，车毁人亡，我在车上分工，我和司机看前方道路，干事和参谋各看东西两边，我说宁可撞上山，也不能掉进沟，就这样300多公里的路，我们在黑暗中艰难行走了12个小时，早上7时赶到该中队。

　　到现场后，那情景惨不忍睹。中队营房旁有一个三叉河，河中一农民用手扶拖拉机正在河里装沙，突然河水猛涨，他喊武警救他，中队长刘忠义听到呼救声，带领10名战士，手拉手到河里，这时山洪下来，整个被洪水冲散，有的被撞到桥上，有的被撞到山沟里，大石头上，最远的冲到100多公里汉中水库中，11人无一人生还，我和当地政府组织沿线打捞 ，打捞起来遗体由于天热已开始腐烂发臭，就有白布包，然后就地火化，整整用四天时间，将遗体全部找到。

　　牺牲的家属来了五十多人，连同总队工作组和新闻媒体，把一个招待所住的满满的，整个楼哭声一片，让人十分心痛心，追悼会那天一个个悲痛万分，我按上级批示给他们评了烈士，并得到汉中地区书记专员支持帮助，又给了了经济补贴，解决了些户口和工作。

　　1990年底，总队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唯独榆林支队人员还没报到，正在焦急时，有人报告说，支队来开会的车，翻到洛川山沟里，生死不明，总队让我和副参谋长王海虎去处理此事，我们星夜赶到时，已10点多，车掉进58米深的沟里，坡度很陡，人根本无法站立，怎样才能救人，我们买了尼龙绳子把人绑住放下，再把伤者拉上来，一车坐了副政委、参谋长、后勤处长和他9岁的儿子，救上公路时，只有副政委和司机还会讲话，其他人都停止了心跳。司机王满林说：“政委你来了，我没注意路上有冰，不小心车掉进沟里……”，随之小王就吐了血，闭上了眼睛。我就向部队报告了情况，并要直升机，全力抢救唯一还活着的副政委张平同志，两个小时兰州空军直升机到达，将张平运到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保住了性命。

　　5年的副主任工作，总队发生的大事和组织的大型活动都是我去办，难事能提高人，使我增长了才干，学到了处理各种大事难事的方法。1992年底，我被提升为主任，工作更加繁重，但也更加得心应手，得到上下一致的支持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