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十年的抗争

　　从农村回来以后已经是1966年了。不久就听到一些风声，要开始文化革命，开始时称为文化革命，因为文革是从文化界开始的。不久就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这个时期，经济经过调整，工农业生产得到一些恢复，市场供应得到改善。那时候农村搞一些自由市场，也没有多大问题。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但是从国际形势看，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国际形势的恶劣，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计。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觉得不理解，但也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是错误的，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四清” 整顿了农村的基层干部，已经偏“左”，接着又怀疑各级领导干部也可能会有走资派、修正主义。可是越搞到后来，我内心开始抵触了。

　　省财办20几个人，三位主任，运动开始后机关也有造反派，主要要我写自己一生的经历，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我解放前长期做地下工作，被捕过两次，正好要抓叛徒、特务、走资派，因而他们对我怀疑。我交代不出什么问题，就开批斗会，更多的是陪斗。批斗江渭清，让我们这些各委的负责人站在旁边陪着，我这时思想比较矛盾，我不相信象江渭清、惠浴宇这样的人会搞修正主义，当然一个人会有缺点，讲话不一定句句都没毛病。就这样写材料、开批斗会，除了在讲话中断章取义地进行批判，其他也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如我在一次报告中形容经济发展，说了一句财源茂盛达三江，就抓住批我有封建思想。后来就集中查问我地下党的问题。因为我是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上海、南京来外调的人特别多，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写证明材料。

　　1967年冬天，华东水利学院突然来了一帮人，半夜到我家，让我跟他们到学校去，说谈完话就送我回来。我没有办法，什么也没有拿，就跟他们去了。到那儿就被关在一间小屋里看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孩子都不在家，我的老母亲只好送到我妹妹家。妻子欧阳仪在宁海中学当书记，也被批斗挨打关起来。被关押时一天只送给我一次饭，我只好要个电炉子热热吃。每天有一个学生在我的门外搭个铺看着我，要我写材料，交代两次被捕情况究竟怎么样。造反派说，南京是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你们在这里做地下工作，肯定有特务叛徒混进来，要老实交代。我写好材料他们看了不满意，要我重写。南京地下市委委员朱启銮、陈慎言也被关起来了。一直关到1968年春节前把我放了。

　　这一年六七月份，一天突然来了一帮造反派，把我绑起来，带上高帽子弄到卡车上，从单位带走。一路上还喊口号，打倒叛徒、打倒走资派。单位事先可能知道，但是因为是造反派来揪人，他们只好配合。我被抓去后关在总统府，里面关的有“当权派”，也有其他如盗窃犯等犯人，有几十号人。 我先是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里，就在地下铺上席子睡觉，后来人多了，又把我弄到另外一大间平房里都睡在地下，洗澡也没有地方洗，就在水龙头下冲冲。还是要我写材料，另外来外调的多了，都是牵涉地下党的问题。

　　南京成立了一个地下党的专案组，专门搞地下党的问题。我的两次被捕，后来知道都找到证明人，他们比较怀疑的就是我在安徽明光的一次被捕。我那时是共青团员，受一位党员老丁同志牵连被捕，当晚那位党员脱逃成功，对我查无实据，而且年龄尚小，就由父亲花了些钱，找一家店作保领回家。回家后第二天我就去找特委负责同志，他说老丁是逃回来了，我就被安排到火柴厂当童工，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另一次被捕是在上海参加救亡活动，英国巡捕房怀疑一些人是共产党，把我也抓去，但无证据，经过法院判决无罪释放。还有就是要追查整个南京地下党的问题。

　　我在总统府关了约两个月，又把我关到小营部队的一栋楼上，一人一间房，一个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实行军管。被关的都是省市领导干部，如省委几位书记惠浴宇、刘顺元、陈光等都关在那儿。刘顺元是个很耿直的人，对造反派不买帐，有一次他在拔草，累了站在窗下歇一会儿，造反派就说里面在谈话，他站在那儿偷听，后来就把他铐起来了。我那时胃不好，硬饭不能吃，家里只有大女儿在家，由她送来一个热水瓶，每天用热水泡饭吃。我原来不太抽烟，那时也让送香烟来抽，家里来人都不能见面。晚上睡不了，医生临时给我一点安眠药。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有时拉出去和惠浴宇等一起到下面挨批斗，有一次在农村就关住在猪圈里面。

　　后来成立“五七”干校了，我被送到江浦，先在滴水珠、瓦店，后又关到镇江蚕桑研究所，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还是写交代材料、应付外调。一直关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了以后，才可以请假回家。对外调我坚持一条原则，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认识就说不认识，知道的实事求是，不是叛徒就说不是叛徒，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有问题，决不乱讲。在华东水利学院被关的时候，造反派要我揭发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后来被发展入党的同志，我实事求是，谈了这位同志为党所做的贡献。造反派就责问我，你们是共产党员，怎么去发展国民党的营长入党呢？我就向他们解释，我们党的政策，只要他背叛国民党，拥护我党的纲领，愿意为我党工作，就可以发展他加入共产党。

　　“五七”干校的生活就是劳动改造，每天种菜，到时间去打一点饭吃，先睡在一个很多人的大棚子里，后来才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我身体不好，曾得了慢性肝炎。到1973年五七干校将要结束，没有查出我叛徒、特务的任何材料，就同意我和其他同志都可以回家。

　　我在家里等待组织安排。直到粉碎“四人帮”，到 1977年下半年才作出审查结论没有问题，并调回南京工作。

　　10年离开工作岗位，虽然身体没有受到大的伤害，但是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开始的时候不理解，我想，当时县以上的干部，大多经受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考验，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怎么会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开始戴上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内心更不满意，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改正过来。看到人民生活受这场运动影响，不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想不通的是，象“四人帮”这样的人，对革命有什么贡献呢。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自己对得起党，还有被打倒的、被冤屈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职位比我高的领导干部也被打到了。我也考虑党为什么会犯错误，从我1929年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中，就体会左的路线危害很大，我感到党的路线错误总有一天会得到纠正，我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中难免的一段曲折。粉碎“四人帮”以后，是我一生当中心情非常愉快的时期。只是在家里等待的时间较长，心里非常着急，急于要组织上给我一个结论，能早日恢复工作。

　　四、 落实政策恢复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形势大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进行调整，既要抓好经济工作，又要处理好大大小小造反派头子问题，还必须按照中央政策精神，将大批被四人帮和造反派陷害打倒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做出正确结论，将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1977年我等待几个月后，就向新的省委提出要求，尽早对我做出结论，以便恢复工作。我自己心中完全有数，自参加革命以来，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不仅我个人历史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从1942年我来南京后南京地下党基本上也没有遭受破坏，造反派成立专案组，对所有南京地下党员都审查多年，也没听说查出一个叛徒或特务。因为我离开工作岗位已有11年，已经60出头了，总想尽早还能为党再做些工作。到1977年冬，省委对我做出审查结论，说明我没有什么问题，并通过省委组织部告诉我决定恢复原来省财办主任职务。

　　过了几天，我正准备上班，南京市委书记储江同志约我谈话。他说南京需要一位分管财贸工作的领导，因我对财贸工作熟悉，对南京人员也比较熟悉，希望我调到南京工作，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不久省委决定并通知我，调到南京市委工作。我于1978年初到南京市委正式上班，开始我参加市委常委，不久决定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任革委会副主任，主要分管财贸工作。

　　我得知要恢复工作，就把家里的事安排好，抓紧时间又回到南京工作。

　　我到南京市委工作后，首先是了解财贸系统各部门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了解市场的情况。由于工农业生产在“文革”时期受到破坏和影响，有些商品紧张，物价上涨。我经过调查了解首先是蔬菜和及副食品供应，其次是商业网点都存在不少问题。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因此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两方面，一定要研究逐步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