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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民区的义工 革命者的挚友
  • 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
  • 发布日期: 2014-11-27 来源: 南京党史网    
  •   一、从洋行翻译到难民区义工

      1937年12月初,日本侵略军开始大举进攻南京,形势万分危急。

      时年29岁(1908年出生)的陈斐章,在南京下关英商和记洋行担任英文翻译。此时遭遇失业的陈斐章满怀悲愤,爱国情操使这位青年知识分子毅然留下,经下关圣公会会长、美籍传教士马吉介绍,参加“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做义工。

      “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是由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历史学系教授M.S.贝茨(贝德士)等中西方人士,参照上海沦陷前组建“南市安全区/难民区”的作法紧急筹建的。筹建过程中,留驻南京的欧美人员积极参加,邀聘南京中方参加人员逾千。此外,前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还留下着装警察450人,以维持社会治安。国际委员会推举约翰 H.D.拉贝先生为主席,配备各个部门负责人;界定难民区范围,在其中选址组建了25个难民收容所;另成立9个安全区,设区长及区属职能机构,管理安全区范围内难民收容所之外的民宅、商号和菜地、空地,或租房或借房或自行搭建临时住处,以备南京沦陷后救助更多无辜的受难民众。马超俊也大力支持,调拨经费、粮、煤,安排部属到国际委员会参与抢运粮、煤入城,以应危难。

      根据《拉贝日记》1937年12月8日记载:国际委员会及其全体成员,除了几名勤杂工和司机外,均是自愿并且无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自愿参加国际委员会做义工的陈斐章,曾用名陈文书,英文姓名中译为:弗朗西斯 F.J.陈,安徽太湖县人,农家子弟。他从小就在太湖县教会“美以美会”所办高等小学读书,因成绩优异,受教会帮助,免费入读中学、大学;他所读高中也是教会学校,以后又在武昌华中大学读书两年。他担任过国文教员、周刊副编辑以及洋行英文翻译,有厚实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英语水平。国际委员会根据他的专长,分配他在安全区总部秘书处任职。

      二、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处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全部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疯狂杀烧奸掠,实施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不断揭发日军暴行,屡次抗议交涉,尽力保护难民,先后救助了20多万难民。正如《拉贝日记》1938年2月21日所载,这是捍卫“人道主义权利”的伟大事业。

      陈斐章所在的安全区总部秘书处,由金陵神学院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为中方主任,金陵大学教授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为总部秘书,陈斐章为助理秘书兼事务主任。由《拉贝日记》和国际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日记、信函、报告可见,秘书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主要有以下诸多方面:

      收取各个难民收容所及各个区的事态、案例、需求报告。

      接待来访的难民,收取大屠杀幸存者遭受灾难的报告或聆听他们的诉求,记录见证人的亲身经历和目睹事实。对所得案例筛选取用、查证核实、整理完善、中英互译,誊录一式数份。

      起草各种函电文稿,用作交涉、抗议、备忘、通知、联络、新闻素材等。

      收取各位委员的工作报告、函电、会议记录、影像资料等。例如:总部秘书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以抗议日军暴行。这些信和所附案例以及其他成员写的文本材料也都需要誊录一式数份。

      对以上文献编目存档,整理出一整套安全区档案。这套档案,包括各个难民收容所的原始报告,后来被带到南京的欧美神职人员派出单位——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档案馆中收存至今。

      手抄或打字的复件由国际委员会成员择机尽快向媒体记者提供案例,在国内外报刊陆续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真相。系统揭露控诉日军暴行,使各国尽早知悉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也迫使侵略者当局逐步有所收敛。

      案例报告的复件都及时报送给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好让他掌握全局,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拉贝日记》中,这些案例与抗议交涉文件都有详细记载。

      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是在日本侵略军屠城的炮火枪口下英勇工作的。陈斐章作为秘书处助理秘书,凭借英语、中文优势,义无返顾地承担着繁重的秘书工作。

      同时,安全区总部本身就是一个难民收容所。陈斐章作为秘书处助理秘书兼事务主任,还承担着繁重艰险的收容、保护难民等具体工作。

       三、撰写送别拉贝先生感谢信

      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英勇顽强的抗争,使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逐步在中外媒体上公之于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使日军极为恼怒。日军欲盖弥彰,采取各种措施打压“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勒令解散难民收容所,强迫难民回家。委员会不得不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以便继续进行难民救助工作。

      拉贝先生被迫离开南京前夕,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及9个区区长,于1938年2月15日召开第六次联席会议,决定于同月21日召开盛大送别会,并指定陈斐章、许传音、沈玉书等4人为代表,撰写致拉贝先生的感谢信。21日下午4时,盛大的送别会在总部如期举行,各方人士致辞感谢,并与拉贝先生合影留念;陈斐章等4名代表用英、中文两种文字撰写的感谢信面呈拉贝先生,该信的副本同时寄送西门子洋行(中国)及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

      

      1938年2月21日,约翰 H.D.拉贝先生被迫回国前的送别人群。不分前后排,

      右起第十人是陈斐章先生,他身着黑西装、白衬衫,系黑领带,身材不高。福斯特摄  

      经比对,感谢信这份历史文件是陈斐章先生的手笔。

      中文感谢信及中西方人士在感谢信上的亲笔签名共7页,签名的中西方人士共75人,陈斐章的签名在第5页上,用的名字是陈文书。

      中、英文感谢信极具历史价值,陈斐章等4位代表为此付出的努力也载入史册。感谢信具体如下。

       1938年2月21日

       南京宁海路5号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 H.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十分感激和忠实于您的

      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签名):

      J.M.董 沈玉书 许传音 弗朗西斯 F.J.陈(陈斐章)

       四、留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

      从南京破城开始,实行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就对谋求保护难民的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极端仇视,西方委员多数遭到殴打、传讯、警告、抢夺。

      在国际委员会和各个区、各个难民收容所工作的中方人士,更是时时刻刻冒着生命危险,在岗遇难的超过五百人。

      拉贝先生被迫离宁前夕,提议并经国际委员会一再讨论一致通过,将“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拉贝先生认为: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日本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1938年9月23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红卍字会临时急赈联合会全体职员合影,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陈斐章先生。南京市公安局公布,原载2008年7月10日《扬子晚报》。

      陈斐章留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继续救助灾难深重的南京难民,一直坚持到1940年8月该机构撤销。

      拉贝先生当时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五、危难中的美满姻缘

      抗战爆发前,陈斐章在南京下关英商和记洋行担任英文翻译时,已经有了一些美国朋友。到国际委员会总部秘书处工作以后,他很快又结识了一些中外朋友。他与粮食委员会副主任、金陵神学院的美国人哈伯特?索恩(中文姓名为宋煦伯)常有交往,一度陪同索恩到城郊购买粮食,并向难民收容所运送。1938年2月索恩接任委员会的总干事。由此,陈斐章与索恩之间接触更为频繁,成了至交。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以下简称金中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领导有方,组织严密,十分出色,所长姜正云也成了他们的要好朋友;姜正云还兼任安全区第二区区长。金中难民收容所医务室内有一对芳龄20岁上下的姐妹徐淑德、徐淑贞在做护理工作。她们对难民中的伤病员热情负责,工作勤勤恳恳,医务技术熟练,像纯美的天使,抚慰着难民们痛苦的心,也深得同事们的好评。  

      

        

      1938年5月4日,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员合影,

      前排左起第三人是妹妹徐淑珍,第四人是姐姐徐淑德,第六人是收容所所长姜正云。

      南京市公安局公布,原载2008年7月10日《扬子晚报》。

      姜正云夫妇介绍姐姐徐淑德与陈斐章相识,双方彼此都很满意。经过两年多危难工作中的相处共勉,他俩相知相恋,感情日深。1940年4月27日,陈斐章和徐淑德在莫愁路89号索恩夫妇的住所举行了隆重的小型婚礼。结婚介绍人是姜正云夫妇,证婚人哈伯特?索恩,主婚人是陈斐章的岳母、辛亥革命志士遗孀徐许氏(许静贞)。索恩夫妇还在莫愁路89号自己的住所内为陈斐章和徐淑德夫妇安排了新房。

      陈斐章与徐淑德的婚事成为国际委员会内唯一美谈,他俩精美的结婚证书被他们的子女珍藏至今。

      六、结识革命英杰徐楚光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救助工作结束前后,日本侵略军当局和汉奸傀儡政权变本加厉,逮捕、迫害委员会成员,罪名就是你们在国际委员会工作,是进行反日活动。陈斐章在高压下失业半年多,生活无着,并经常受到日伪军警盘查,后迫于生计,忍受着亡国奴的屈辱。

      1942年,陈斐章陪外宾乘轮船从武汉到南京,独自一人在船尾徘徊远眺。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与他攀谈。此人谈锋甚健,他俩也很投缘,相约抵宁后登门拜访。

      这位精明强干的陌生人叫徐楚光(此时改名徐楚狂)。他是1942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城委对敌后城市工作的指示,由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情报处)派来沦陷区南京,主要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的。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相处,谈话内容逐步涉及形势政治和身份信仰。陈斐章坦诚介绍了工作经历以及在“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救助难民的情况,谈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经考察,徐楚光认定对方作为中上层知识分子,爱国善良,痛恨日本侵略者,为人可靠,是值得信赖的朋友;陈斐章也察觉到徐的抗日革命身份,敬佩他过人的胆识才学,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掩护他。陈斐章曾介绍徐楚光下榻鼓楼兴皋旅店;陈斐章也曾在安仁街25号,为徐楚光安置住处,这里与自己的住所同一个门牌号,仅一墙之隔,便于掩护和照顾。陈斐章甚至悄悄领徐楚光到自己办公室,锁在里间查阅材料。

      徐楚光于1943年6月打入南京国民党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12月任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1944年2月任汪伪军委会陆军部上校科长;同时在社会上进入南京洪门大亚山任执堂;从事情报、策反工作。

      由于险恶严酷的斗争环境和情报工作的特殊隐蔽性,徐楚光从八路军根据地潜伏来南京工作是绝对保密的,连亲属也不知情。徐楚光在根据地的妻子从传闻中得知丈夫在南京当上了汉奸军队的上校军官,愤怒不已,决定离婚。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徐楚光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默默忍受着委屈孤苦,牺牲着个人幸福。但单身在宁,徐楚光工作生活都不方便,容易引起日伪军警怀疑。1944年冬,徐楚光与朱剑平(朱晖)女士订婚,虽然办了只有6人参加的订婚宴,但特邀了陈斐章先生参加,并请他在《订婚证书》上“介绍人”一栏署名。

      在徐楚光与陈斐章密切来往的1944年,徐楚光曾将自己与朱剑平的合影照片赠送陈斐章夫妇留作纪念,并在照片下方写上:

      文书兄嫂惠存 徐楚光 朱剑平敬赠

      此处的文书兄嫂即陈文书(陈斐章)夫妇。徐楚光还将自己与朱剑平结婚前的室外照合影、风景照合影2帧赠送陈斐章留念。机智英勇、谨慎稳重的徐楚光前后将自己与朱剑平的3帧合影照片赠送陈斐章夫妇存念,足见他对陈斐章夫妇的信任,是他们在艰险中深厚友谊的见证。

       

      陈斐章先生毕生珍藏的徐楚光于1944年亲自赠送他的徐楚光与朱剑平(朱晖)合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楚光又潜回南京从事革命活动,由于特务众多,他与陈斐章的相处更加谨慎。不久,徐楚光奉命西行,离开南京时手头很紧,徐淑德卖掉金戒指给他做盘缠。谁知这次分别,是陈斐章夫妇与徐楚光的永别,双方从此失去联系。

      在陈斐章夫妇的心灵深处,始终铭记着革命英杰徐楚光。建国后,由于多种原因,陈斐章夫妇历经曲折,生活困难。但陈斐章生前直至1983年逝世,都在多方打听徐楚光的下落,均杳无音讯;尽管如此,他们夫妇终身都珍藏着徐楚光赠送的3帧徐楚光与朱剑平合影照片。在陈斐章夫妇相继逝世后,他们的子女继续寻找着徐楚光的下落,依旧珍藏着徐楚光赠送父母的那3帧合影照片。

      七、珍藏3帧徐楚光照片世所仅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前进中进一步拂去历史的尘埃,探求、还原历史的真实。1983年6月,国家民政部向徐楚光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1988年7月,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陈列着新征集到的徐楚光情报系统革命烈士的照片、史料、文物和事迹介绍。陈斐章的子女终于获知:他们的父母亲终生都在打听寻找的好友徐楚光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杰出的隐蔽战线的英烈。徐楚光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成功地策反南京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成功地组织伪空军周致和等6人驾驶原汪精卫座机“建国号”起义飞往延安;徐楚光不幸于1947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武汉被捕,1948年10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时英勇牺牲于南京。

      但由于父亲陈斐章、母亲徐淑德均已逝世,陈斐章与徐楚光的关系、徐楚光夫妇的照片及徐楚光的手迹如何得以确认呢?

      历史的真实自有其逻辑。时值2010年4月5日清明节,徐楚光情报系统革命英烈悼念活动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举行,徐楚光烈士的夫人朱晖以86岁的高龄,由年已60开外的女儿徐定生等亲属陪同,从北京专程莅宁参加。经南京主要新闻媒体现场采访并及时报道,陈斐章的子女意外获知了这一重要讯息。经过南京电视台、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的积极联系及大力支持,4月7日,陈斐章先生年已60余岁的女儿陈声仁、三儿子陈声德,在徐楚光烈士夫人朱晖下榻的宾馆与朱晖、徐定生母女会见。

      会见发生在徐、陈两家阔别60多年后,是激动人心的。陈斐章先生的子女详细谈起父母生前的口述,展示了徐楚光烈士生前赠送父母的3幀徐楚光与朱剑平合影老照片。满头白发的朱晖老人精神矍铄,一边对徐楚光已故好友子女的叙述频频点头,一边仔细端详着年久泛黄并略有磨损的老照片。她认定这3帧照片是当年她和徐楚光婚前的合影,肯定合影上的题字是徐楚光的亲笔手迹。由于当年地下斗争的严酷环境,她不可能保留这3帧照片,而今得以重新见到徐楚光和自己60多年前的合影照片,老人万分惊喜。照片见证着历史。她认为徐楚光烈士和陈斐章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徐楚光为人处事极为谨慎,不到绝对信任的程度,是不会赠送这些照片的。老人衷心感谢陈斐章夫妇及子女历经风霜,精心保存下来徐楚光烈士生前的仪容英姿,这是新面世的世所仅存的3帧徐楚光烈士史料照片。徐定生陪同母亲返回北京后,在同年8月15日的来函中表示:“陈文书先生曾作为父亲的好友,曾为父亲的事业给予的帮助,我们家人会永远铭记在心。” 2011年3月4日,徐定生在来函中写到:陈文书先生是富有正义感、赞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爱国人士,与徐楚光是好朋友,甚至是亲密的朋友。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长期从事南京地区革命英烈史料的征集编研工作,多年来,在征集、编研、宣传徐楚光等革命英烈的史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3帧新发现的徐楚光烈士史料照片受到该办的高度重视,被及时扫描存档。该办也衷心感谢珍藏、提供这3帧照片的陈斐章夫妇及其子女。

      80年前的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66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今天,我们谨以此文深切缅怀为祖国全民族抗战作出贡献的所有英雄先烈、志士仁人和前辈们!我们愿重复拉贝先生的预言:“中国朋友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注:此文发表于《南京党史》201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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