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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年代初“国家元首”宝座之争
  • 发布日期: 2013-11-04 来源: 南京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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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森“复出”后的失落   

      1925年北京“西山会议”之后,林森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级主谋者,受到国民党内部的严厉的处分。直到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宣布复职,才将对林森等人的处分一笔勾销。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特别申明,“凡与联俄、联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销”;“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出党籍者,一律无效”。这就为今后西山会议派人士的复出,打开了绿灯。在9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次会议上,林森即被补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上,推举戴季陶、丁惟芬、于佑任、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委。国民党一号元老胡汉民是粤系领袖,应是当然人选,但他不在国内被排除在外。会议还推选了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林森虽已“复出”,但这几项重要人事安排,林森都没有沾上边。

      1928年8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了胡汉民、孙科为中常委,常委数量增加到七人,林森仍没有份。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其中明确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既然颁布了这样的条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自然就兼任了民国政府主席,同时又是国民党的中常会主席。于是,蒋介石终于将党政军大权揽于一身。这时是1928年10月。

      在新设立的五院中,原国府主席谭延闿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毫无怨言”地屈就了行政院长一职。其他各院院长为: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国府委员共有16人,林森总算谋得了一个国府委员的名义。原西山会议派的中坚人物,也只有林森一人担任了国府委员。在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第一七七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增选林森为立法院副院长的决议。以后,林森又陆续兼了诸多职务,如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侨务委员会常委(后“升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革命勋绩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迎接孙总理灵柩专使。清一色的闲职。不管怎么说,林森也算是正式“复出”了。

      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三大”,重申了开除取得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资格的共产党人的党籍,并对邓演达等人作出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同时,还特意追认了第九十七次常委会关于恢复西山会议派人士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居正等11人党籍的决议。

      会议选举了蒋介石等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戴季陶、于右任、丁惟芬、陈果夫、叶楚伧9人为中常委。当选的中执委、中常委中“新贵”云集,惟独将“元老”级的老常委林森“遗漏”。为了安抚“元老”们,蒋介石特地遴选了一批人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其中资格最老的,就数当年孙中山时期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了。其他还有与西山会议派决裂较早的张继,与西山会议派素有瓜葛的吴稚晖、邓泽如,下肢残废的“卧蚕”张静江,老资格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国民党党政权柄分配完毕,座次排定,林森虽为中央监察委员,却是更加地失落了。

      林森被蒋介石通缉 

      1930年冬天,国民党中央指定林森等人“出国考察”。1931年2月28日,林森从上海启程。就在林森于海外奔波之时,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蒋介石与国民党一号元老胡汉民就召开国民会议之事发生激烈争执,胡汉民不肯屈服于蒋介石的淫威,坚决反对蒋介石大权独揽。蒋介石于理于法均不占上风,而且在嘴上也辩不过胡汉民。情急之下,就动起武来。竟然于1931年2月底将身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诱至官邸赴宴时加以扣押,先关在城中的孔祥熙公馆,后又押至南京汤山软禁。由此造成了立法院的“真空”。6月,国民党的三届五中全会召开,推举林森为立法院院长。林森在美国旧金山接电后,表示同意接受立法院院长一职,同时,他也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将胡汉民迁往庐山,说胡汉民一经转移,“群移尽释,缑纷自平”。蒋介石接到林森电报后,给了他一个面子,复电称,“大江南北,山明水秀,几处可由汉民自择”。

      自蒋介石非法拘禁了胡汉民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大分裂。在粤系首领孙科的串联下,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们纷纷离开南京南下。孙科、胡汉民的“再造派”,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一起云集广州,准备另行成立一个“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抗,进而形成党内的反蒋大联合。4月30日,以国民党中央四名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署名发出“弹劾蒋中正”的通电,其措辞十分之激烈,给蒋介石罗列了几大罪状,如违法叛国、窍夺军权、潜植羽翼、养兵自重、剿共不力、包庇宋子文侵食烟赌款项,操纵金融、卖官鬻爵、滥发公债、起用群丑、迫害功臣……将蒋介石骂了个体无完肤。而此时的林森尚在海外流连,古应芬也没有征求林森的意见,就将他的名字署了电报。

      这封电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电报一经发出,立即招来了国内的一片响声。军界强人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也纷纷通电谴责蒋介石。但林森本人却单独地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缓和的电报,请求蒋恢复胡汉民的自由。林森这么做,一可表明自己与粤方立场无异,二可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与粤方有区别的。

      紧接着在5月25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召开,并决定另行成立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胡派、汪派、孙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南方北方的军界人士,都云集广州。他们再次发表了讨蒋通电,以唐生智领衔,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陈友仁、邓泽如、肖佛成、汪精卫、邹鲁、李烈钧、王宠惠等副署,要求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即行“引退”。孙科另发了一电表示支持这一通电。而这一次,林森虽然仍不在国内,但名字又被署了上去。

      非但如此,当广州方面得知蒋介石欲杀胡汉民以报复粤系的“反叛”大联合时,由孙科出资20万元,亲自策划了一次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刺杀行动由号称“江淮大侠”的王亚樵指挥。王精心选择了职业杀手,将武器带上了庐山。结果,因行动中大意,加上蒋介石防范太严而失手,两名执行的杀手被蒋介石的警卫打死。这一次行动,林森当然也不能逃脱干系,被南京方面列为粤系的策划人之人。

      5月27日,广州方面提出了“救党护国”、“打倒独裁”等口号,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非常会议,并另行组建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南京国民政府立即进行了反击。为了报复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6月2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党籍,同时下令予以通缉。林森又当了回“冤大头”。

      蒋介石“下野”  林森“代理” 

      正当宁粤两方频繁调集军队、剑拔弩张之际,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迫于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双方从武力争夺转为了和平谈判,决定“共赴国难”,并准备共同召开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这个形势下,胡汉民才被释放南下广州。胡汉民一离开虎口,广东方面的态度骤然强硬,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作出决议,称:“至20日(11月)若将下野事未办到,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目的就是要蒋介石下台,一点没有商量余地。到了此时,蒋介石若再不“下野”,不仅粤沪等地的中央委员们都不愿意来南京开会,广东方面也将单独召开中央会议。蒋介石从国民党党内的“大局”考虑,这才表示了“下野”的意向,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一职的要求。

      10月,宁粤双方面上海举行了“和平会议”。粤方向宁方提出了双方议和的七点办法,其中第五点为:“国民政府主席,拟仿德国、法国总统制,以年高德劭者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

      对此,南京方面基本表示认可。会议还通过了19项决议,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其他公职;行政院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等等。双方并达成协议,新上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按照以上共识,不再负责任何实际政治责任……

      有了上海的决议,蒋介石这才吃了定心丸,遂放心地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常委会,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了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代理;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

      17日,林森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身份,与张静江、蔡元培、张继、邵力子一道,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临时常委。

      有了蒋介石的“下野”,宁粤双方的中央执监委员们才又坐到一张板凳上,联合举行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国民党又一次宣告“统一”。在会议上,林森再次成为中心人物,他首先发表了演说。会议刚一结束,蒋介石即与宋美龄乘飞机赴上海,转飞宁波转原籍奉化老家。临行前,还留下了一封函给何应钦、于右任、孙科等人,表示:“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不还我自由。”还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弟亦不拆阅也。”蒋介石下野的“决心”异常坚决。

      蒋介石一走,国民党即进行了改组。林森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确定了五院正副院长,他们是: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张继,司法院长伍朝枢,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至此,林森等西山会议派及有关的人士全面复出。

      半个月后,林森即由代理“转正”,正式宣誓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既然林森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一再被贬,而且与蒋介石关系很是一般,并数次署名讨蒋,特别是作为弹劾蒋介石的四监委之一,将蒋介石骂了个狗血喷头,而蒋介石也不是心胸开阔之人,怎能容得下林森这样的“反蒋干将”,而且还让他出任国民政府的主席呢?这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四元老”争当元首 

      蒋介石在“下野”前,就一直在考虑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问题。其时,国民政府的人选,公开和没有浮出水面的有四人。蒋介石最为嘱意的是于右任,汪精卫提出的人选是蔡元培,而胡汉民则力主林森,还有人推出孙科。

      主张孙科的人多是粤系人物。他们认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继承民国的大统是最佳人选。年龄虽不大,资格却很老。此言一出,即遭到党内元老胡汉民极不客气地讥讽。胡汉民虽与孙科同是粤系中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丝毫不含糊。胡汉民素以心直口快而著称,他说,孙科的确是中山先生的儿子,于是他有革命的脾气;还因为他是国外长大的,这样又有了洋人的脾气;又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独生子,所以又有了大少爷的脾气。三种脾气一起发起来,你我谁能吃得消?你们说,这样的同志能不能当主席!胡汉民这番话一出,再没有人提孙科的名了。

      蒋介石对于右任一向就很重用。在“宁汉合作”的过程中,于右任是主张“汪蒋合作”最力之人。1928年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简直就是于右任当家,于用自己的亲信王陆一做了中央党部的书记长,但胡汉民于1929年到南京后,马上就把持了党部的全部工作,让于右任坐了冷板凳。所以,于右任总是对胡汉民有满腹牢骚,耿耿于怀。他曾对人说:“国民党既然统一了中国,在军事方面总得有一个人负责,蒋介石不是理想中的人物,但我更不希望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流出这个头,相比之下,还是蒋先生有点希望。在党务和政治方面,也总得有一个人负责呀,汪精卫本不是理想中人,但我们也不希望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吴稚晖等人出头,比来比去,还是汪精卫还有希望。中国要进行合作,也只有军事上的蒋介石和政治上的汪精卫进行合作才能搞点名堂。今天,两人势同水火,但有我在,蒋汪之间就有一线合作的生机。”

      当时,于右任充当了蒋汪之间的实际调停人,蒋介石的许多信息,就是通过于右任向汪精卫传递的。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如此看重于右任。所以,蒋介石打算让于右任老先生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在蒋介石决定“下野”前,曾约于右任进行过一次密谈,并对于右任有过承诺。当宁粤双方和解后,汪精卫和孙科到达了上海,蒋介石特地派出于右任为南京方面的首席欢迎代表赴沪,并作为会谈的主要代表。这都是蒋介石为于右任做国民政府主席作的铺垫。

      而汪精卫则倾向于蔡元培来当主席。蔡元培也是元老级人物,当年当过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在南京召开期间,胡汉民支持蒋介石,要处分汪精卫以及其他反蒋分子,甚至打算开除他们的党籍。但蔡元培表示了反对意见。对于党内元老、当年的临时政府的同仁(胡汉民时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蔡元培的意见,胡汉民还是得听一点的,所以只好歇手。汪精卫因此对蔡元培很有好感。1929年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四元老张静、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压,蔡元培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蔡元培帮过蒋也反过蒋。因此,对于“学者型”的官员蔡元培,如果有人提他的名,蒋介石是既不会明确反对,但也不会主动提他的名。

      胡汉民则力主林森任主席一职。胡汉民与林森早年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政府共事多年,二人交情不错,以后一个任立法院长,一个任副院长,此时同算是粤系领袖,其政治主张也较为一致。因此,胡汉民就竭力推荐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当汪精卫到上海后,胡汉民曾给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天的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谁当都可以。不过,人选慎重点也好,以我的意思,还是林森最为合适。到底由谁做,由你们几个在上海斟酌吧。”最早提出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的,而且提名林森的,就是胡汉民。

      这样,就有了三名主席的人选。这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老资格的忠厚长者,没有权欲和野心,不懂军事。按理说,对于蒋、汪、胡来说,三人都可以接受的。但胡汉民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因素,刚刚被蒋介石放走,蒋介石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最后,实际人选其实就是两人,即于右任和林森。

      一天,蒋介石约了宁粤双方的调停人、国民党中执委陈铭枢到黄埔路官邸的书斋密谈。以下是这次谈话的实录。

      蒋介石试探着问陈铭枢:“我意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畀于于右任,你意如何?”

      陈铭枢深知蒋的为人,也知道蒋介石最喜欢用什么样的人,就答到:“于老先生固然是好,但还有一位更合适更好的人,委员长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声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广东方面提出的国民政府主席须是‘年高德勋’的标准。”

      蒋介石一脸的惊讶,急忙问:“是谁,快说。”

      陈铭枢笑答:“委员长真的就没有想到此?此人乃林森,林子超也。”

      蒋介石装出很突然的样子,恍有所悟地说:“啊,是林子超先生,他一向爱清静,好清闲,不知愿不愿意出这个头呢,是不是有点勉为其难?”

      陈铭枢接着说:“只要委员长同意,我可以前往劝驾。”

      蒋介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就隐隐感到了党内要林森出任主席的呼声。粤系的梁寒超首先提出国民政府主席须由“年高德勋”者出任,就是为林森鸣锣开道的。加上又有胡汉民的力荐,蒋介石觉得由林森出任国府主席,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沉思片刻,蒋介石觉得林森确实比于右任要合适,一来林森完全符合“年高德勋”的条件;二来由林森出任,党内各个方面能够接受,可以团结党内诸多派系,实现党内的“大团结”;三也可显示我蒋某人的气魄和度量。此时正好又有陈铭枢的推荐,遂决定顺水推舟,抛开了于右任而决定将林森推上了民国政府主席的“宝座”。

      想到这里,蒋介石立即吩咐侍从副官:“拿纸笔来”。片刻工夫,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函,郑重其事地交给陈铭枢说:“有劳真如(陈铭枢,字真如)兄了,请代为转寰,面交子超先生。我听你的消息。”陈铭枢满口答应。

      林森终被“推上”元首宝座 

      当陈铭枢到官邸找到林森后,即面交了蒋介石的亲笔函件。几天后,陈铭枢约见了林森,林森爽快地同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

      当蒋介石得知林森那边肯定的消息后,这才约见了于右任。蒋介石的语气中肯,且极有感情地向于叙说了原委。蒋介石言毕,这位于老先生,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委屈地流下了两行老泪,哽咽地表示:“不干就不干吧,老同志应以大局为重。”可见这个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虚位国家元首,对这些党国元老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善看风向的汪精卫一看苗头不对,遂立即打消了自己的念头,不再提蔡元培,转而支持胡汉民提名的林森了。于右任因此对汪精卫大为不满。

      12月22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监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明确了“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对内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实际政治责任在行政院),更不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亦无提请任免五院院长及指挥五院之权”。

      12月28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标准,即须是“年高德勋”者。以会议的决议来确定国家元首的标准,这恐怕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接着,举行了第四次会议,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等33人为国府委员,孙科等人为五院院长。此次,国家元首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在国民党各派势力各有所得的情况下, 一个“合作、统一”的国民政府才靠正式成立。

      1932年1月1日,也就是孙中山当年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对林森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一个极为“辉煌”的顶峰。

      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委员的宣誓就职仪式。整个仪式与典礼,由国民政府典礼局总负责。

      9时整,就职仪式开始。林森首先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邵力子监督并向林森授印,致训词。邵力子称:“诸位将来对本党的嘱望是非常重大的,各位都是党国的老同志,诸位将来的成就,也是国民日夕所希望的”。林森致答词曰:“今日在此就职,想到现在国家的艰难,责任的重大,未尝不战战兢兢……今后惟有遵守誓词与总理遗教,努力奉行,期挽当前之危局,树立国家之根基……”这一年,林森已是65岁。

      接着,五院院长及各部部长,在主席林森的注目下依次宣誓。之后,又由林森致训词,行政院前代院长、现副院长陈铭枢致答词。

      宣誓毕,已是正午12时。由新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主持,举行庆祝元旦典礼,林森再次致词。之后,全体与会者来到国民政府大堂前合影留念。

      林森上任后,因不负实际和行政责任,所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孙科联名致电蒋介石,孰促他重返南京主持大计。1月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行使职权”,发电报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入京就国府委员职。主席“催促”委员就职,在这民国和国民党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先历的。

      但就在1月18日,何应钦、孙科等军政要员们,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纷纷飞赴杭州,参加了在西湖烟霞洞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商讨军政大计。会后,参加会议的人才联袂入京。21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就任”会员一职。随后,即以国民政府委员的身份,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始全面主持军政大计。(刘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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