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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诚与治理贪污
  • 发布日期: 2013-11-04 来源:     
  •   陈诚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并以清廉自律、雷厉风行的作风而闻名。他虽是一名深受蒋介石宠信的军事将领,以军队与战场作为自己一生中主要的活动舞台,但也曾在抗战期间及撤后,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主席、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长”、“副总统”等行政职务。他对于始终伴随国民党政权的不治之症贪污,有一套独特的看法与作法。
      贪官与劣绅“相依为命”

      陈诚认为,必须把贪官污吏同土豪劣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在抗战中主政湖北时曾说:“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与贪官污吏是相辅相承的。惟其政府在有贪官污吏,所以社会上才土豪劣绅,亦惟其社会上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以政府才能发生贪官污吏。”“今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就必须先肃清贪官污吏。”

      为此,陈诚在主政期间,始终同时注意惩办贪官污吏和打击土豪劣绅这两项工作,而且以惩办贪官污吏为其重点。

      监利县县长黄向荣,私索款项,放行走私物资,被陈抓获在押。后陈诚因赴云南出任远征军长官,使此案暂搁。经半年,等陈诚再至恩施时,办案者为了结此案,有心成全黄不死,将所拟判黄12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不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

      而对于同地方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土豪劣绅,凡有犯法者,陈诚亦予严惩不贷。长阳县的头号恶霸覃瑞三,仗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此事被告发到陈诚处后,陈即命将覃解押来省。覃闻逃至有私人武装的邻县巴东乡大恶霸邓品三处。陈诚得知后,电令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岩派兵将覃、邓同时捉拿归案。覃瑞三被立予枪决,邓品三因此锒铛入狱。

      “除憋重于兴利” 

      陈诚认为,“除憋”与“兴利”两者固然同样重要,但“除憋重于兴利”,他在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曾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他批评一些地方官员,动不动以“为民兴利”为号召,“于人民利益毫无可言”。他说:“殊不知在积憋没有除去之先,利政是不能兴起的;腐烂的肉割不掉,好的肉是永远长不出来的。”陈诚称,这是医学上最浅显、普通的道理。因此,他大声疾呼:“中国今日之大患,不在民利未兴,而在民害未除,害除而利自兴,”如不能明确认识“除憋重于兴利”,就会“利未兴而民愈扰”,“每以利民这政酿成害民之果”。

      正因如此,在陈诚主政湖北期间,严抓禁烟(鸦片)、禁赌、禁娼这“三禁”,对于与“三禁”有牵连的贪官,格杀勿论。宜昌县县长武长青,是陈诚旧时的同学,在执行“三禁”过程中,受到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的庇护,有变相接受贿赂的情节。有人将此事告到陈诚面前,陈遂利用召开县长会议之际,下令:“宜昌县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决。”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从旁进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陈诚大怒,严令:“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据说,行刑前时,武县长连呼“冤枉”,但仍不免一死。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问卜吉凶。

      治理贪污的“四不” 

      陈诚在主政台湾期间,独创了一套治理贪污流憋的“四不”理论,即要让官员做到不会贪污、不敢贪污、不能贪污与不必贪污。这“四不”,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分别从素质教育、法制监督、行政管理与合理分配四个方面,来清除贪污腐败的现象。

      陈诚于1949年初刚接掌台湾省主席职务之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治理贪污的“四不”理论。他说:“使人不贪污的方法不外不会贪污、不敢贪污、不能贪污、与不必贪污四种。不会贪污,只有圣贤能之,不级期望人人如此;为敢贪污,必须用严刑竣法,而法律有时而穷,不能贪污,系设立种种制度,加以防止,但事实上流憋亦多;唯有一有效办法,则为实行民生主义,使大众有饭吃,人民生活得到解决,自可不必贪污,则贪污自不期绝而自绝。”

      陈诚还针对当时台湾社会舆论批评“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一事,着重解释说:“贪污的起因,由于待遇不够所致”。“待遇菲薄,靠薪俸不能维持必须的生活,则为事实。譬如本省最低级职员,月收入仅十余万元,最高级的亦不过三十多万元(笔字注:当时台湾每斤大米402元,每斤食盐325元),物价如此之高,待遇如此之薄,试问如何生活,如何不叫人家怀疑?”看来,陈诚在治理贪污方面,是把着重点放到了分配制度的调节,即“高薪养廉”方面。

      陈诚上述有关治理贪污的认识和方法,深深地打着社会的、阶级的和历史的烙印,人们对此的看法褒贬不一,同时也并不完全符合台海两岸今天实际状况。但它作为一面镜子,仍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给予今天人以种种启示。(孙宅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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