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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英烈士之女回忆父亲——和父亲相处的12天影响了我一生
  • 发布日期: 2017-11-13 来源: 南京日报    
  •   【烈士小传】

      项英,1898年生,湖北武昌人。

      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二大至六大代表,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

      曾担任过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

      1930年到达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等职。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口述人】

      项苏云,87岁,项英女儿。

      在北京西城区一栋小楼里,寻访人员见到了项苏云。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她思路清晰,记忆力极佳。回忆起7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项苏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和我只相处了12天,初次见面就是永别。可他却把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里给了我”。

      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死亡威胁不屈服

      “爷爷早年离家,父亲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辍学,去工厂当学徒。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以及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父亲较快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懂得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本原因。从那时起,他就自发从事工人运动。1920年4月,他组织厂里纺织工人罢工,取得了成功。”项苏云说。

      1922年4月,项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1923年2月,他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父亲作为工人代表前往汉口军政府谈判时,被军警扣押。父亲虽然受到枪毙的威胁,依然不屈服。直到第二天清晨,在数千工人抗议之下,才被释放。”项苏云说。

      1925年2月,项英参与领导了沪西日商纱厂3.5万多名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接着,他又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临危受命,领导三年游击战争

      1930年底,项英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为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红军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项英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5年3月下旬,项英与陈毅带领部队,几经辗转,突出重围到达赣粤边的油山。自此,项英与陈毅等人一起,领导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在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重兵持续“清剿”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这一时期,父亲率部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浴血奋战,很多随身物品都丢光了,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仍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读一读,从中汲取力量。他还将游击战争中实践的战术原则,编成歌诀传唱。”项苏云说。

      皖南事变,在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项英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等职。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敌后挺进,发动群众,扩建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调集8万国民党军队,在安徽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父亲在率少数人转移、隐蔽于蜜蜂洞待机北渡时,被叛徒杀害。”项苏云说,“1941年3月13日晚上10点多,父亲和周子昆一边下棋,一边谈论如何找到地方党组织。次日凌晨三四点时,洞外风雨交加,叛徒刘厚总悄悄爬起来,向熟睡中的父亲头部连开两枪,父亲当场就牺牲了。”

      “后来,我先后5次去泾县,寻访父亲当初战斗的足迹。1998年,父亲诞辰百年时,我和周子昆的夫人一起,专程去寻找了当年的蜜蜂洞,很小的一个洞口,只能容身两人。我在洞口站了好久,回想父亲鞠躬尽瘁、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的这一生。”项苏云说。

      和父亲相处的12天,影响了我一生

      “在我7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和他仅仅相处了12天。”项苏云说,自己出生后由母亲照顾,后来母亲也忙于工作,只好把她送进了上海的一所孤儿院。后来孤儿院被关闭了,她又被陶行知送到在淮安办的新安小学。

      1938年,校方安排一名老师,带着项苏云辗转来到延安。“见到父亲后,他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接下来的12天里,父亲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早上送我上学,晚上帮我换衣服、洗脚。他告诉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回忆起那12天,项苏云的脸上浮现出温馨的笑意。

      “很快,父亲就离开了延安,返回华中抗日前线。临走前,他来学校找我告别,但由于当时日军飞机来轰炸,我们被带进山里上课,最终还是没能见上。”项苏云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别。

      在父亲革命精神的熏陶下,项苏云学习十分勤奋。1948年她被送到前苏联,在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回国后,她在工厂一线干过,后来又到了纺织工业部,从事学术研究。1984年她被调到中国科协工作,曾任青少年部部长。为了发展青少年的科普事业,她先后到10多个国家调研“取经”,把先进的经验带回国内。

      “我们比父亲多活了一倍的年纪,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父亲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头。思想上要听党的话,工作上要拿出拼命的劲头。”项苏云说。

      本报记者 李子俊  本报通讯员 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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