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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平、刘伯承在南京解放之初强调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发布日期: 2016-01-19 来源: 《南京党史》201506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很强调遵守党的规矩。他说:“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守。”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南京解放之初,邓小平、刘伯承所强调的一些组织纪律,就是行之有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搞好党内团结是第一关键工作

      1949年4月23日,在南京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人民解放军一举占领南京,南京解放。南京解放后,由于接管工作的需要,大批解放区干部南下南京,与地下党干部胜利会师。但是,由于过去各自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的不同,来自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胜利会师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协调的情况。如有的南下干部觉得地下党干部原则性不强,比较随便,思想比较狭隘;而有的地下党干部,觉得南下干部文化水平低,农民习气重,有的脾气大,好骂人。相互不够尊重和协调。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强烈地意识到党的团结是个严肃的政治原则问题,是关系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问题,疏忽不得。于是,5月1日,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南京市军管会召开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来自9个解放区的南下干部2000人和来自南京地下党的干部700多人与会。会上,宣布了以刘伯承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市委正式成立,并强调搞好党内的团结问题。

      大会首先由邓小平讲话。邓小平首先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接着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斗士先烈。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根本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所以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他还说: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

      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内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南京党的会师是第一关健的工作,一定要搞好。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作出新贡献。他接着说,根据历史上几次会师的经验教训,搞好党内团结,首先要在领导层中求得一致,然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耐心贯彻,通过此关键,达到整个队伍的团结。

      刘伯承、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要相互学习支持,真正做到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刚从香港到北平向中央汇报工作后赶来南京参加大会。他在会上在充分肯定南京地下党的对敌斗争和迎接解放工作之后指出,解放后的地下工作转为公开工作后,地下党员要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要好好向解放区干部和解放军学习,在新市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和南下干部一起,共同做好接管和建设人民的城市的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会师工作的指示,5月7日,中共南京市委常委专门作了讨论并作出了统一步调的四项具体规定。规定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团团伙伙。规定在接管工作中,将解放区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结合配备,一般以解放区干部任正职,地下党干部任副职,以便了解情况,相互学习,执行政策;在各企业中,成立以军事代表、地下党支书、职工会组成的党组,配合工作。并开展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相互学习的活动,强调多看对方的长处和优点,以对方的成绩来勉励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弱点不足多做自我批评,自我克服。多说有利于团结的话,多做有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更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由于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密切配合,相互尊重学习,合作共事,相互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毛泽东看到5月23日南京市委关于会师工作的报告,非常欣慰,当即电告华东局、东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要求他们借鉴南京的经验。

      警惕骄横蜕化现象

      南京解放后,南京的绝大多数干部工作勤勉,艰苦奋斗,任劳任怨,表现良好,但也有少数干部有了享乐思想,有的甚至骄横起来,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不动就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是前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公共房产占了75%,不少房子都很漂亮,但有些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个院又搬那个院。有的同志丢了马坐了吉普车,坐了吉普车又想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觉得穿粗布衣服难看见不了人。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有的甚至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宿。还有的带兵干部目中无人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我行我素,等等。身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刘伯承深感到自己管教干部责任的重大,1949年5月9日下午6时,在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前一天晚上,他连夜召开市政府局以上干部第一次座谈会,在谈“我们在南京要做的工作”中,就上述问题发警报、敲警钟,要求全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虚心学习,不骄不躁的作风,坚决与骄横蜕化现象作斗争。

      刘伯承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今天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实质上看,就是团结90%以上的人民反对1%的反人民者,就是从如何团结90%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为出发点,组织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尽可能多的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来回复和发展生产,尽快地使中国由农业国稳步地走向工业国。“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那就要严格地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明确地认识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即使有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他们,决不是打倒他们。……我们在分清营垒及有关政策问题处理之时,必须调查研究,谨慎小心。”

      刘伯承在谈到如何团结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时指出,用政策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向他们解释南京解放的意义,解释党的政策,经过群众路线,使其一道来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建设新的生产和人民的南京。他说,“使人民大众从自己生活体验中认识今日的天下真是人民大众的而来拥护我们”,“而不要使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恭敬的神像,犹之乎农民之于玉皇大帝那样。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农民也会把他搬出庙来晒太阳。假使共产党做事未为人民做到有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依靠,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作风在群众工作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是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把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当作口头禅。刘伯承还以神话故事中安泰被悬于空中被扼死的事,和太平天国洪秀全一到南京就脱离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导致失败的教训,指出:“须知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们经常窥视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这些是多么可怕的倾向呀!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藏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视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他最后勉励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坚持党的政策,认真地联系群众,克服那些脱离群众的现象。

      严明组织纪律 严防脱离群众

      邓小平、刘伯承在对干部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加强教育的同时,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和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方针政策,结合南京市发生的一些实际情况,指示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通令、通告和规定,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具体地实际地严明组织纪律,严防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及入城部队骄横蜕化,侵犯群众利益,脱离群众。

      4月25日清晨,三十五军的一位营长带着通讯员为安排部队食宿,误入了位于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他俩见楼下无人,便上了二楼。这时,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洗脸,他见两个解放军进来,不知所措,便指着二人哇哇大叫:“你们要干什么?”这时营教导员跟了进来,为缓和事态发展,便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就走!”三人当即离开了那里。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广播,说“进入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检查了美国大使馆”。远在北平的毛泽东听到了广播,当即致电总前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小平查明清况后,一面派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方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加强外交政策与外事纪律的教育,杜绝这方面的问题。5月19日,邓小平在其《关于渡江后工作情况报告》中,再次向毛泽东表示,中央“对我们的领导方法的批评和指示很重要,我们已照转各地,学会这种领导方法,一方面严格实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一方面着重成文的具体指导。”为此,从5月10日开始,南京市军管会、中共南京市委一连发布了一系列的通令、通告(布告),对军管会工作人员,入城部队的纪律,包括着装、乘车、出入公私娱乐场所、租用场地、使用电话、住房、家具等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凡参加本会(军管会)工作人员,一律着军服并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及本会通行证;少数为工作便利而着便衣人员,只佩通行证(臂章),不佩‘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规定:“入城部队干部战士、军管会工作人员乘坐车辆,须按章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不得随便进入公司娱乐场所、戏院、电影院等”,“不得要求任何特殊待遇”。“倘恃强闯入,各该娱乐场所负责人得直接扭送本会及警备司令部依法予以惩处外,并给各部主管负责人以应得的处分。”规定:蒋伪期间的房产,“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及全体市民对此项财政只有保护之责,而不能破坏和占为己有。”“除卫戍部队有特殊警戒任务,须在室内住用一定房屋者外,一切战斗部队一律移住营房及原敌警卫部队之住室,不得强住公馆及商店、学校和民房。”对部队、机关现在住房及用具,均须向军管会房管处呈报,“新来之部队、机关如需住房、用具,须向军管会房管处报告、登记,转军管会批准后方得进住,不得擅自强住,或隐瞒不报”。“反动首要之私人住宅,未经军管会特许,不得进住。富有历史意义或特殊建筑之房屋,如中山陵、博物馆、伪总统府、国民大会堂等应予保存,不准任何机关、部队住用,尤不准随意搬用东西。”“任何部队和机关及个人住用房屋者,均需缴纳房租费和水电费。”使用市内电话,也规定人民解放军各机关、社团,不论是新装和使用原装电话,均要事先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使用,并要及时交纳押机费,装费或过户费,等等。

      同时,时刻以正反例子为镜子改进工作,防微杜渐。人民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总统府,有的战士出于阶级仇恨,竟用刺刀向挂在总统府厢房内的蒋介石绣像头、眼、胸部各捅一刀。这幅全身绣像高三米多、宽两米多,由彩色丝线和金银线刺绣而成,据说是浙江省主席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邓小平知道后批评说: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和纪律,文物应该得到保护。于是,邓小平、刘伯承将此事通报全军,要求应以为戒,加强部队政策纪律教育,爱护公物。5月11日,南京市军管会一天内发出通告和贴出布告,要求切实保护中山陵园和全市公共园林,切实保护文物古迹。要求全市公共园林允许按时游览时,“一切游人必须对园内所有公物,自觉加以爱护,不得丝毫损坏。”“无论军民人等,前来游览,不得损伤一草一木,违者严惩不贷。”进城部队接到通告后,纷纷开展纪律检查,有的还将不慎损伤的文物进行修补,受到一些外国通讯社和南京人民的称赞。

      5月初,南京《新华日报》一版登载了一则《纷献器材》的新闻,其中讲到南京市交通接管委员会对献交物资器材者除公开表扬外,还分别给予了人民币一千元与两千元的奖励。南京市军管会看了报道,觉得对于那些热心保护公物或献交器材物资卓有成绩者给予奖励,但要经过批准,不得擅自决定。眼下市军管会还正在研究制定奖励办法呢,市交通接管委员会怎么能擅自行动呢?这显然是一种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于是,5月12日,南京市军管会发出《关于纠正无政府无纪律行为的通告》,除对市交通接管委员会进行追究处分外,宣布未经军管会批准的奖励无效。并于九月份正式颁布了奖励办法,对献交物资器材成绩卓著者统一进行了奖励。

      南京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开展了一些拥军慰问活动。但也有一些不法之徒,假借“慰劳”、“自卫”等名义,或借口为机关、部队购买柴草、物品等名义,强迫居民或商家出捐送柴,压低价格等等,有的甚至假借部队名义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等。此种情况显然违反了部队纪律,侵犯了群众利益。为此,5月16日,南京市军管会贴出布告,指出“人民解放军,乃人民自己的军队;为人民服务,是其天职。”宣布:“本军再次谢绝一切慰劳;公买公卖,尤为本军一贯政策”。要求全体军民知悉执行,对那些假借拥军名义的种种不法之举进行检举揭发,本会“定依法严惩,决不宽贷!”自此,各进城部队更加严格地执行群众纪律,严防变相地损害群众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邓小平、刘伯承在严明党的纪律的同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遵规守矩上作表率。

      刘伯承在5月9日晚上市政府局以上干部第一次座谈会上说:“用政策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向他们解释南京解放的意义,解释党的政策,……应分头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与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征询意见,特别欢迎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批评,知道他们的问题症结所在,并给以合理的解决。”5月13日至18日,刘伯承、宋任穷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一连六天,分别邀请全市工人代表、大专学校和学生代表、文化科学界代表、工商业界代表座谈解放后的生产和生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希望政府给以解决的问题,等等。一方面宣传和解释党的有关政策,一方面倾听大家的批评建议,共商解决和建设之道。会上,刘伯承除了耐心解释党的有关政策外,还一再鼓励大家对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他希望在座的各位学者、科学家、各界代表“多多指教”。说得在座的学者、教授、工人和工商业界代表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陵寝所在地。身为一市之长的刘伯承很想去拜谒孙中山先生,并看看接管后的实际情况。便选了一天早晨7点带着警卫员上中山陵。到了中山陵园门口,陵园大门紧闭。一打听,原来中山陵园上午8点才开门。当时在场的游客见一位穿着深绿粗布军装,着一双布鞋,戴一副黑框眼镜的慈祥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时,无不激动地要中山陵园的管理人员提前开门。可刘伯承笑呵呵地说;“不碍事,不碍事,大家都要遵守这里的规矩,我不能例外,不能搞特殊化,在这里等一等是应该的。”就这样,刘伯承和警卫员在这里等了近一个小时,等到开园后他才一步步上中山陵寝谒陵。

      同样,邓小平也是如此。二野部队离南京赴西南前夕,邓小平指示机关干部撤离所在地时要爱护公物,秋毫无犯。有个卫生检查组来到二野首长和各部处领导的住处,邓小平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小组的同志向他报告来意,他微笑着说:“那好,你们负的责任不小啊!”通过检查,发现灯罩不大干净,厕所的窗户上有块玻璃有裂缝。邓小平表扬了检查组认真细致的作风,并喊来公务员擦拭灯罩,更换玻璃。他还说:这不仅是卫生、文明的检查,也是纪律的检查。纪律是军队的荣誉,没有纪律就要脱离人民群众。我们解放了城市,更要爱护和建设城市。我们要走了,就要走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这是解放军的好传统。

      正是因为有邓小平、刘伯承这样的好领导好表率,严明组织纪律,南京解放之初,各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1949年12月初,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到南京统筹处理有关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接收事宜,深感到南京接管工作做得好。他在南京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说:“南京前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的档案、财产、物资一般接管得还不错,像伪总统府、伪国民大会堂以及中山陵、各学术研究机关学校等都相当完整,无重大破坏,这是南京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执行政策正确,……值得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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