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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交大到机床厂——1947年秋至1949年春一些史实的回忆
  • 发布日期: 2015-10-19 来源: 南京党史    
  •   我在少年时期就非常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无比憎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受老师们的影响,我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梦想。那时,我读初中,初中三年级时担任了级长,为了反对会考并要求全体毕业,我们决定从日本军人讲授的日语课开始罢课、罢考。一度全班同学被迫集体离校,社会反响强烈,后经语文老师、部分家长出面和校方交涉,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才集体回校上课。高中阶段,我继续担任级长,和三位同学自发组织“力社”,办壁报,宣扬科学救国思想。

      1947年秋,我高考失利之后,随同班同学汪士中(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到上海补习功课,准备第二年再考大学。经汪士中介绍,在上海交通大学我认识了物理系一年级读书的李恭亮同志(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李安排我和他一同住在交大中院宿舍里,我睡其他同学的铺位。

      当时,上海学生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交大素有“民主堡垒”的美称。我一面跟班学习、温习功课,一面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由李恭亮和其他同学介绍,我参加了“四○社”、“星光集”等社团组织,主编“四○报”(壁报),也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游行示威;课余和寒假期间,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子夜》以及鲁迅、高尔基等名家的著作。开始识到,如果不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科学救国”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1947年11月,李恭亮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李恭亮介绍一位姓康的同乡(即康景平)和我见面,康询问我的家庭等情况。1948年春夏之交,康来交大宿舍,邀我到外面边走边谈,他告诉我即将离开上海,通知我和一位女同志见面,地点在淮海路一家电影院门前,双方手持文汇报,见到后跟着她走,从而接上党组织关系。

      1948年初夏,和这位不知名的女性第一次见面,她告诉我名叫林捷(康林)。接上组织关系后,林捷除了简单询问我家中父母妹妹和经济等情况外,主要告诉我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原则和方法,如不要打听联系人的住址、工作,并规定两周联系一次,见面的地点和方式也有专门约定,等等;她还通知我根据个人经济情况缴纳党费。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见面,林捷都要给我讲述解放区的情况,拿来手抄的文件材料,如七大党章、文艺方针、城市工商政策等,有的阅读后还给她,有的阅后销毁掉。

      我已经不能继续住在交大学生宿舍,很想到解放区去,她分析当时国内局势发展很快,城市非常需要人,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还是留在上海为好。同时要我设法离开交大。刚巧,我中学同学肖光榆的姐夫沈某要请家庭教师,我就住到南昌路沈家,暂时解决了吃住问题。康林有几次来沈家,特地关照我不要再写日记,以前的必须全部销毁。

      1948年九十月间,林捷同意我报考上海机床厂当艺徒。她设法弄到一张上海市民政局发的“居民证”,交我前去报到。同年11月底进厂,住在铁皮做成的活动房子里,一大间可容纳100多人。

      从交大到机床厂,由于要熟悉新的工作和斗争环境,林捷决定每周和我联系一次。她弄来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书籍和材料(《母亲》等),我们分头阅读,然后根据厂里的实际情况仔细进行研究。每一次接头,先由我作详尽汇报,她再提意见、作决定。

      上海机床厂原名“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厂”,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属机械装配修理厂。它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从美国运来的农机零部件装配后推销到全国各地,用以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实行疯狂的掠夺与侵略。当时机床厂有6万多吨钢铁器材设备,拥有远比上海老式皮带车床先进的各种机床,每台机床均装备有两只开关的马达;全厂职工约2000人,有一批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和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我进厂时,厂里正酝酿职工联合会,要求将“工人生产励进会”、“临时生产管理委员会”、“实习生联谊会”、“工人协会”、“女同事联谊会”等组织统一起来,以便更有力地开展“反裁员”、“反物资南迁”等斗争。

      林捷要求我不公开出面,而是通过发动组织艺徒和工人,依靠骨干分子,积极配合,参与厂里的职工运动。根据这一指示,我在艺徒和部分工人中开展工作,先从修筑宿舍到食堂的烂泥路开始,陆续发现积极分子,按各人特长,如肖级林(艺徒)爱好文娱,卢桢奎(铣床老师傅)会写文章,请他们分头负责歌咏组和壁报组,我们用生活社的名义出了“生活周报”,继而成立了“艺徒协会”。这样在100多名艺徒和部分工人中产生了10多位骨干,然后和工人协会的朱文卿、邓正标两位工人师傅联合行动,结果迅速打开局面。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林捷的领导和策划下进行的。

      为了深入了解机床设备的情况,增加感性认识,更有把握地开展工作,林捷决定亲自到机床厂察看。利用厂休日,我陪同她在厂里转了一大圈,虽然有的车间门锁着,但还是看到了大致的轮廓。她心中更加有数了。

      有一天晚上,在延安东路、西藏路“大世界”一带接头时,我给林捷看一封一位要求进步的青年的来信。正在边走边看,忽然发觉有人跟踪,她非常沉着、镇静,迅速将所带材料、书籍放进她的背包。她叮嘱说:跟我走,有时快有时慢,要把“尾巴”摔掉。又说,万一我出事了,你解放后找党组织;你如果遇麻烦,组织会解救你,要把身边的“居民证”处理掉。我们并肩走到“大世界”附近,人流多且急,可能是刚散场,她立即对我讲,你朝西、我朝东,乘人不注意赶快跨进回厂的大卡车,不要下来。临分手时说,二三个星期后再联系。三个星期后,她来电话了,约定在提篮桥附近见面。她首先自我批评,不应该在马路上看信,那样容易引起敌特的注意。又讲,幸亏发觉得早,也许小特务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随人群安全走开。我非常钦佩林捷的机智、果断。

      1949年4月初,林捷通知我说,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各个系统党的力量要集中,你的组织关系决定转到机床厂。厂里和我单线联系的是张永年同志。隔了一周,林捷又和我见面,了解组织关系已接上了,才放心分手。

      我在机床厂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许梅,男)领导下,组织艺徒和部分工人积极参加护厂斗争。1949年4月中、下旬,我参加许梅主持的职工联合会会议,宣布在“应变委员会”下成立护厂队,确定老工人李光锋同志和我担任护厂队正副队长,我具体负责纠察、消防、救护三个组。我的身份业已暴露。5月8日下午,张永年突然找我,要我晚上睡在广场卡车上,第二天清晨门卫换岗时离开厂。他交给我一个地址。9日天一亮,由肖级林、卢桢奎送我至平凉路,乘车安全离厂。25日,苏州河以南解放,回厂。

      上海解放初期,1949年七八月间,在外滩总工会举行重工业系统党员会师会,意想不到碰见林捷,终于问清楚真实姓名叫康林。我到市委党校学习,1950年1月调至市委办公厅工作。这期间,我和康林有一些来往。后来她不声不响走了。1955年3月,我被分配到上海水产学院。1972年,全校迁往厦门集美,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原址复校,定名为上海水产大学。我在校工作达33年之久,担任过院办主任、系主任助理、系主任、党总支书记、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等职,是上海水产学院第一届党委委员、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冲击被审查时,我的入党介绍人李恭亮,他本人有“问题”;而机床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许梅和联系人张永年又先后去世……几经周折找到了林捷,她亲笔为我写了证明材料,因此,我于1974年由学校工宣队、革委会宣布“解放”,恢复名誉,重新工作。在校期间,我还独立开出哲学课,80年代开设“领导科学”课程,并给多所学校上课。1988年4月在上海水产大学离休。离休后除了仍坚持上课外,还受聘于多个单位,继续发挥余热。1991年秋,我出差北京参加农业部召开的干部培训工作会议,经过组织帮助,在阔别了40多年之后,我终于在康林家中和她又见面了。

      当我回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事时,我由衷地敬佩康林同志,感谢她给我的帮助。在那特殊的斗争环境里,她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她的沉着、冷静、机智和果断,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形成的,应当发扬光大。(石  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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