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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 发布日期: 2016-08-24 来源: 南京党史网    
  •   我入过两次党,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从这件事,多少也可以看到当时地下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那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的。

      我的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上半年,前后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大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卓家纬,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络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附中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这时又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中共上海市委系统的。

      卓家纬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是在南京入党的。1947年秋,她考入复旦大学,但党的组织关系一时没有转到上海,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她比我年龄稍长一点。因为是同班同学,经常在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很清楚。史地系那时有个秘密的核心小组,一共7个人(后来才知道,其中当时就有张靖琳、吕明伦、卓家纬3个党员,但分属不同系统,还有陶承先、关郁南、傅道慧不久后也入党了),我和她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48年1月,我因为参加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被校方记了一个大过。到4月间,她就来发展我入党。

      发展我的方式很巧妙:因为她不能先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早就跟我讲过:“我们是不是一起想法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我当然十分赞成。过了一些时间,她忽然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个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去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犹豫,她可以说:那我们就不要去参加了,也不至于暴露她的身份;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就可以进一步谈了。那时,我一点也没有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思想变化的过程、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等等写清楚。当时我写自传的时候,她装作也在写自传。自传交上去后不久,她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某一天(具体日子已记不清了),会有人到你在江苏路的家里来,说他姓何,由她介绍而来,那就是来接关系的。

      到了那一天,果然有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来了,比我大约大六七岁,说是姓何,是卓家纬要他来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并不是复旦的同学,但我也不好问他的名字和情况。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也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没多久,邱慎初来找我。我们之间多年以来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他没有绕什么圈子,直截了当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你赶快写自传吧!我当时刚入党,党内的规矩还不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纬。隔了几天,他很紧张地来找我,说组织上查过了,党内没有这个人。再多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来。我一下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交给我。这样,我又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初的一天,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暗号是送还你一本书,翻开来,书的第一页上盖有邱慎初的图章。到时候,有人按照暗号到宿舍里找到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我前几天刚见过。谈的中间,我问他:原来我加入的那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他说:“大约是托派(那时候,对自称是共产党而查下来似乎又不是党员的,往往就认为是托派)。不过不要紧,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我很着急,问他这事以后该怎么办?他说:“你继续保持同他们的关系,注意进一步观察。”

      这些情况,“老何”都不知道。他还是过一段时间就到我家里来一次。那时,学校里正放暑假,同学们大多分散回家。他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指示精神,并没有安排什么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三个多月。我“观察”来“观察”去,始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接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他分析一番,讲得也很正确。这下,我就更糊涂了。

      八九月间,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对学生进行大逮捕,复旦要捉的有30多人,我也在黑名单上。特种刑事法庭先是对我传讯,我得到组织上的通知,藏匿起来了,又被他们通缉。当我藏匿在外面时,江浓第一次约我见面,我就问他:那个关系怎么办?他说:甩了吧!我就没有再同“老何”联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没多久,我遇到也曾属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的复旦新闻系同学程极明。我们也是极熟的同学,但我并不知道他原来是哪个系统的。他的组织关系是1949年初转到上海市委系统的。他问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指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说那些情况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他告诉我:那是南京市委系统的,“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也是他的联系人,现在正担任上海总工会的秘书处处长。并且还陪我去看了一次贺崇寅。以后,他又告诉我:卓家伟在解放后不久因病去世了。

      这段经历以往都不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一想起来不禁不寒而栗。如果解放后不是遇到程极明,不是他把真相告诉我,我该怎样说清楚这段历史呢?如果要交代我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我只能说:党组织告诉我大约是托派。介绍人呢?早已去世了。联系人呢?我只知道称他“老何”,连姓名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他的身份和在哪里了。这样,连一个证人也找不到,除背上一个可能参加过托派组织的“历史包袱”外,还能讲清楚什么呢?

      最近20年,我一直在做党的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这才逐渐了解从抗战后期起,鉴于国民党统治区极端险恶的环境,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决定采取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等措施,在同一个单位里可以有不止一个系统,相互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样,如果一个系统遭受破坏,另一个或几个系统不会受到影响,不致被国民党当局一网打尽。这种状况,只由比较高层的负责人掌握,我们这些普通党员是根本不知道的。以后,我还了解到:复旦大学在解放前至少有四五个党的不同系统,而人数最多的是上海市委领导的复旦党总支。

      所以我确实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发展的党员,但我那时没有为联络站的工作做过多少贡献。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写出来,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些联络站当时的环境和它的活动状况。(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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